国庆长假,我带着十岁的女儿回到百里之外的故乡。启程之前,女儿上网搜索了故乡附近的景点,煞有介事地做了个“旅游计划”,说是要深入地了解妈妈童年时的生活痕迹,然后在某个“烧烤圣地”把烤肉吃个够。 我想提醒她:妈妈童年时的景点,不在那些圈起围墙卖门票的地方,而是在田地里。但又不忍心坏了她的兴致。 最后还是母亲给我送上一记神助攻——面对女儿的出游邀请,母亲坚定地摇头说:“没有时间,不去。” “你看那些谷子,黄灿灿的,再不收就要掉田里了。”母亲磨好镰刀,用拇指试着刀刃的锋利程度,对她外孙女说,“我要下田割禾,你要不要跟我去?” 女儿有件趣事。老师问同学们,大家吃的米是从哪儿来?有人说是田里种出来,有人说是超市里买的,女儿说是从外婆家拉来的,每次一大麻袋。 我跟母亲说这事时,咧着嘴在笑,女儿赶紧捂住我的嘴巴,防止我把她的糗事再重述一遍:“妈妈你别说了,我跟外婆去割禾了。” 最后,女儿换上我旧时的衣裳,戴着草帽,拿着镰刀,跟着母亲走在田埂上。我闻着满天的稻香味,望着这一老一少的身影,思绪突然随风飘起…… 我都不记得我第一次下田干活是什么时候了。从记事起,我们家里都是忙不完的活,小的放牛,大的煮饭做家务,再大一点就跟大人下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精通建筑,算是个手艺人,闲时还和亲戚赶圩日,做点小买卖,母亲则带领我们兄妹四人,转战于各个田块地头。村里的小伙伴聚在一起游戏时,我只能低着头从她们身边快步走过。 有一次,我负责在家生火煮饭,被伙伴们的笑声吸引过去。我寻着笑声出了门,陷在“跳大海”的游戏里。后来,母亲把我从小伙伴中拉出来。 我被母亲罚站,靠着墙,含着眼泪,看着一家人用饭勺在锅里挑饭,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烧焦的锅巴。我是没有资格吃饭的。做错事不许吃饭,是我们家不成文的规矩。一锅饭糊了一半,不但我没饭吃,大家也没吃饱,对我的意见很大,七嘴八舌地批评我,我强压着喉头,不让哭声蹿出来。 大家都收碗走了,刚才同样也没吃饭的母亲走过来,拿着一小碗饭,递给我。我抓过碗就把饭往嘴里扒。“浪费粮食?我就要让你懂得饥饿是什么滋味!”母亲的声音,从严厉变成哭腔,突然抽泣起来。我茫然地放下饭碗,憋屈的心情找到释放的出口,不顾嘴里还含着饭,放声大哭。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国家闹了大饥荒,没有人比父母亲更能体会挨饿是什么滋味。我哭我的委屈,母亲却是哭她经历过的不幸。 父亲的能干,母亲的勤劳,维持着我们童年还算不错的生活。长大后,我们兄妹各奔前程。父亲在六十岁生日时宣布“退休”,不再接活,也不下地,开始研究古籍,练习书法。我们问母亲啥时候也宣布“退休”?她每次都是摇头:“你们都不帮我,我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为了让母亲放弃执念,大哥曾经拿着草稿给她算账:种子、化肥多少,请收割机多少,人工多少,最后粮食市场价多少,一通加减乘除后,剩余的“纯利润”确实是少得可怜。加上母亲都是卖旧粮存新粮,实际利润更加少。我也多次邀请她跟我到城里去养老,她给我的回答是:“农民不种田?那哪成啊?” 黄灿灿的稻田里,母亲手把手教着她外孙女,右手用镰刀把禾秆拢成一束,左手抓牢,然后镰刀顺势一拉,把禾秆割断,放倒。女儿一下子就学“废”了,一路高兴地割过去,母亲一路跟在后面收拾,还高兴地说:“我外孙女就是聪明,比你们小时候强多了。” 那天下午,我们祖孙三人割了三分田的稻谷。女儿也从割禾,踩打谷机脱粒,整个流程都体验了一遍,忙得不亦乐乎。 “明年开春要不要来跟外婆插田啊?插田比打谷子还要好玩呢!” “好啊好啊!” 晚饭时,女儿居然趴在饭桌上睡着了。碗里的饭粒第一次一颗不剩。 “背多少遍古诗,都比不了下一次田。”我笑着对母亲说,准备把女儿抱起来。 母亲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小心翼翼地把女儿抱起来,慢慢走进房间,像捧着一颗珍贵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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