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的旧木盒里，躺着一杆铜锅竹杆的烟斗。铜锅边缘磨得发亮，竹竿包浆温润，像浸了大半生的月光。凑近了闻，恍惚还能嗅到一缕若有若无的草木气——那是六十多年前，父亲亲手种在院角的烟草香。

那时我才刚记事，院墙根下整整齐齐排着二三十棵烟草，青碧的叶子舒展着，像一群安静的绿蝴蝶。父亲侍弄它们比侍弄菜园还上心，天不亮就蹲在垄边拔草，正午太阳毒，他会挑来井水慢慢浇，水珠落在叶面上，滚成碎钻似的光。“这烟性子烈，得顺着它的脾气来。”他总这样念叨，粗糙的手掌抚过烟叶，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了什么。

秋收后，父亲把烟叶一串串挂在屋檐下，金黄的阳光晒得它们渐渐蜷曲，屋子里便飘起一股醇厚的香。等烟叶干透了，他就坐在煤油灯下，用那杆烟斗慢慢碾，碎末落在粗瓷碗里，沙沙响。夜里他累了，就坐在门槛上，装上一斗，火柴“擦”地一亮，火光映着他汗津津的脸，烟圈悠悠地飘向星空，他紧锁的眉头也跟着松快了些。那时候的烟，是他从田埂上拾来的喘息，是把苦日子嚼出些滋味的念想。

变故来得突然。那天我放学回家，看见院角的烟草全没了，泥地里留着歪歪扭扭的坑。父亲蹲在地上，背比平时驼了许多，手里攥着半截被踩烂的烟叶，指节捏得发白。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得割掉。他没争辩，只是把那半截烟叶默默收进兜里，像藏起一句没说出口的话。

从那以后，父亲的烟斗总空着。黄昏时分，他还是会坐在门槛上，掏出烟斗，用指腹摩挲着铜锅，半天不说一句话。烟杆上的竹纹被他摸得愈发清晰，像刻下了无数个没说出口的黄昏。我那时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只看见父亲空举着烟斗，对着暮色出神，烟锅里没有烟丝，他却像是在深吸一口，然后慢慢吐出，仿佛把一身的疲惫都吐进了渐浓的夜色里。

可他从没在我们面前叹过气。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回来时筐里的红薯、玉米总是堆得冒尖。夜里他还是坐在门槛上，烟斗依然空着，但他会给我讲地里的事：“今天红薯藤又爬了半尺，再过些日子就能挖了”；“西头的南瓜藤上开了朵大黄花，估摸着能结个十斤重的南瓜”。他的声音里没有失落，只有泥土的踏实，仿佛那杆空烟斗里，盛着的不是烟丝，是对日子的笃定。

后来我长大了，才慢慢懂了。父亲失去的哪里是几棵烟草，是一个庄稼人对生活最朴素的掌控——他不能决定年成好坏，却能把几棵烟种得旺盛；他不能改变日子的苦，却能在一斗烟里寻得片刻的缓。可他没让这点失去绊住脚，就像被暴雨打蔫的庄稼，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拼命往上长。

如今父亲已不在了，那杆烟斗成了念想。有时我会像他当年那样，把空烟斗举到唇边，虽然吸不到一丝烟味，却能想起他蹲在烟垄边的模样，想起他空举着烟斗望向暮色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怨，只有韧，像田埂上的野草，被踩倒了，春风一吹又站直了。

忽然明白，父亲早把那烟草的魂，种进了我们心里。不是尼古丁的瘾，是对生活的热——哪怕日子再难，也要在尘埃里种出点希望；哪怕手里空着，心里也要揣着把奔头。

窗外的风掠过晾衣绳，带着新晒的床单清香。我把烟斗放回木盒，仿佛又闻到了六十多年前的草木气，混着父亲的汗味、泥土的腥气，在时光里酿成最绵长的滋味。那滋味里，藏着一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不是战胜什么，是带着失去，依然把日子过成了向上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