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蔗工们在渡口翘首以盼。

他们排成八列站着，挤满码头，一眼望去，几乎全是女人。他们头戴斗笠，手挎篮子，篮子中有镰刀、水壶、饭盒。船靠岸，他们蜂拥而上，生怕不能在天黑前赶回家。渡船核载40人，一些人挤不上船，颓然地退回码头，无奈地坐在石头上。

那被迫等待下一班渡船的人，看上去年纪更大，反应更迟钝，动作更缓慢，其一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其余是六十多岁的老太。

渡船师傅方大厂架着船只在水上航行。透过驾驶舱窗口，我看见他的上身和脸。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额上皱纹醒目，好似五条蚯蚓横趴在上面。他的眉毛快掉光了，眼睛细小有神，紧紧盯着河面。他嘴里叼着一根烟，仅凭嘴巴就能把烟抽光，而手始终在方向盘上。

黔江乃岭南黄金水道，货运繁忙，江面船只往来不断。渡船横穿河面，须避开上下航行的船只，方师傅得把握时机，控制好船速。一艘白色货轮载满矿砂，从上游开下来，方师傅等它过去，接着发动引擎，加快船速，驶向对岸。江面开阔，水波清明，夕阳余晖泼洒在水面上，闪着金光。一船蔗工，挤挤搡搡，唧唧咋咋，聊着活计，聊着节庆，聊着儿孙，霞光把他们的脸照得通红。

这是黔江最后一个还在运营的官渡。附近没有桥，若没有渡船，朗村人要绕20余公里才能去往镇上。有了渡船，人们走亲、赶圩、务工，出行都便捷许多。在渡口下船，走一百米就是209国道，沿着国道走不到2公里就是二塘镇集市。圩日子，朗村人拎着鸡鸭上船，喔嘎轰鸣，好不热闹。

二塘镇中学离渡口2公里，朗村孩子上中学，也依赖渡船。方师傅开了一辈子船，见证了很多孩子成长。他可能不记得我，他接送过太多孩子，记不过来。我们都记得他，我们只有他这么个驾船师傅。

我喜欢在渡口观看方师傅摆渡。点篙、鸣笛、换挡、转舵，船像个开口的大箱子，笨拙却精准地滑离岸边，往上游开一段，才利用水势驶入对面的码头，航线是个抛物线的弧度。

每次下船，我回头朝方师傅挥手道别，才意犹未尽地走下踏板。有时，我故意搭坐最后一班渡船，最后一个下船，然后用力朝他挥手。他每次都挥手致意，只是非常简短，他要忙着把船开回泊港。

逝水悠悠，世事几度沧桑变幻，渡口的工厂从无到有、从有到关，方师傅始终在这儿，驾着船在两岸间往返。

朗村人离不开他，朗村的甘蔗也离不开他。

武宣是甘蔗种植大县，朗村是武宣甘蔗最多的村庄。这儿地广人稀，一户坐拥五六十亩甘蔗地。一到榨季，蔗农们根本忙不过来，必须雇请蔗工。一个蔗工干满一天，日结120元。活儿累，工钱低，一般人不愿干。只有留守村镇的老人，尤其是缺钱的老女人们，才握着镰刀出现在甘蔗地里。因此，我们在渡口看见的候船蔗工，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女人。

（二）

砍甘蔗是个累活儿。一根甘蔗2~3米，约重三四斤，叶子锋利，其上有针毛，一不小心就扎到皮肤上，又疼又痒。干活时，得把身体包裹严实，穿上厚手套，好在是冬天，穿多也不觉得热。但干起活来难免出汗，经常是内衣湿透了，外面也要密不透毛，难受得很。

砍甘蔗讲究方法，一般是用短钩镰刀从根部齐地砍倒，或用小锄在入土5~10厘米处砍倒。这是门技术活，也是门力气活，通常由男人来干。

削甘蔗则需耐心。须根、毛尾、蔗叶、泥巴、腐烂部位都得削掉，这样甘蔗才能榨出优质砂糖。女人们拿着长钩镰刀，站满沟垄，左摆右削，先去毛尾，再除须泥，手法娴熟，就像是给孩子脱衣洗澡。甘蔗削净，成捆摆放，用竹篾捆好，就由力气大的人扛到大路边堆放，等拖拉机来装车运到糖厂。

武宣的榨季，一般从11月底持续到来年4月初。糖厂每个榨季，约榨180万吨甘蔗。冬春季节，位于黔江桥头的糖厂，两个大烟囱浓烟滚滚，日夜不息。

糖厂忙，蔗农忙，被雇来的蔗工也忙。蔗工们太阳出来便出工，太阳落山才收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并不诗意浪漫，而是意味着漫长辛苦的劳作。朗村的蔗工多是河对岸雇来的，他们每天在渡口搭乘“武宣横017”到朗村码头，进入朗村甘蔗地劳作，傍晚再搭乘最后两班渡轮回到河对岸的家。

我混迹在他们之中，像他们那样等渡船，像他们那样砍甘蔗。但我不像他们那样能干，我最辉煌的战绩，不过是一天削好十捆甘蔗。因此，我总是不明白，这么多甘蔗怎么砍完的，这么多活儿怎么干完的。甘蔗一根根，一片片，延绵不断，像无边的大海。从高处看，它们无穷无尽。站在其中，它们层层叠叠。人在甘蔗面前，又渺小，又绝望。

甘蔗地中待久的人，有种奇怪的牛脾气，又倔，又傲。这么多活儿，没点儿倔脾气，能干完吗？这么艰难的生计，没点儿傲气，能挺直腰板吗？

幺婶是我见过最倔的朗村人。

年轻时，她长得还算好看。母亲早逝，她被迫从中学辍学。父亲很忙，总有干不完的活儿，犁地、播种、锄草、打药、收割，一茬接一茬。她呢，强迫自己成熟起来，学着母亲的样子持家。

大约三十岁时，她和一个随船来的外乡人恋爱。那人说要带她远走他乡。他们常常一起在河边漫步，憧憬未来。那时，总有霞光照在他们身上，总有缥缈的歌声从河上传入心中。白晃晃的山楂花在他们头顶盛放，她的心甜蜜又哀愁，山楂花在水中的影子美丽又迷离。

出发那天，她跟着他来到码头，风很大，吹着她，吹着落尽白花的山楂树。老天忽然下雨，落在一天天长高的树上，落在白茫茫的芦花中，落在黔江涌动的波涛里，落在山中矮矮的坟头。啊，可怜的母亲就葬在那里。清明节她带着弟弟妹妹给母亲烧纸钱，母亲的嘱托一次次响在她耳边。

他催她上船，她的心怦怦乱跳。他抓着她的手，不停地说着另一个城市的事儿。雾蒙蒙的天色里，一艘白色大船开过来停靠在河边，他抓紧她的手。她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眼泪夺眶而出。船笛鸣响了，她没有上船。

后来，她嫁了一个本村人，靠一把镰刀，帮扶娘家，又拉扯大自己的三个孩子。如今，儿女成家立业，她本该放下镰刀，或在门厅中烤火，或在树下闲话家常，却每天拿着镰刀坐船回到朗村，抓起一根又一根甘蔗。

幺婶一边挥舞镰刀，一边对我说：“不想靠任何人养活，除非倒下的那一刻。”

六叔是我见过最有傲气的朗村人。

地是长甘蔗的，刀是砍甘蔗的。地不长甘蔗，死气沉沉；刀不砍甘蔗，锈迹斑斑。这是他的人生哲学。厂商向他征地办厂，出多少钱他都不愿意。“再穷也不能卖地。”他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弟弟商量好了，等弟弟退休回来，他们就翻修房子，种一大片菜，一大片果树，让土地长满青绿。后来，弟弟无法回来，他并不后悔。他自己种了一片果树，一片菜地，每日晨起，摘菜喂鸡，打理果树，然后拎一把镰刀跟着其他雇工出门，他要去砍甘蔗。地包给别人了，甘蔗是别人的，他仍到地里砍甘蔗，就好像甘蔗还是他的一样。

村里人笑他：“何苦受这份罪，早卖地不就好了。”他挺直腰板说：“我乐意这样。”

长风浩荡，蔗海翻腾，我和六叔比赛削甘蔗。我奋力舞刀，一秒不敢停歇。他呢，点根烟，一口一口慢慢抽，悠悠地朝天吐着一个又一个烟圈，直到烟烧尽，他才把烟头丢到地上踩灭。这时，他摩挲几下手掌，操起镰刀，颠着跛脚走到甘蔗前，左手横扫，右手挥刀，没等我看清，他就削好一根甘蔗，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

我输了，气得再也不想进甘蔗地。

六叔递给我一段去皮的甘蔗，笑着说：“吃吧，很甜。”

我咬下甘蔗肉，用力嚼出蔗汁，甘甜沁润喉咙，我心头的气便消了。

活儿是苦，六叔懂得这份苦后所收获的甜。

和这些又倔又傲的人待久后，我沾染了不少牛脾气。我看见，每根甘蔗都是直的。它们笔挺地站着，一节一节地生长，不蔓不枝。它们大概懂得农人们对它们的期许，阳光洒下便拼命长高，刀锄砍下也不喊疼。

（三）

黔江河段蜿蜒122公里，自上而下本有24处官办渡口，河上修建多座大桥后，官渡渐渐废弃，只剩朗村渡口还在运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渡口就够用。两岸人员往来频繁，尤其是方甲矿业、铁帽山林场的工人，经常需要渡河。因此，黔江上有很多野渡在兴起。

野渡通常是小木船或小铁船，有电动的，但多是双桨手动的。这些船泊在船家门前的河湾，对岸的人想渡河，隔岸喊几声，船家听见了，便划船过去，把人接过来。船家人憨实，很多时候并不收钱，权当帮老乡的忙。

舅舅家门前就有这样一个野渡，对着方甲矿业和铁帽山林场。舅舅是个与船共生的人，他的血管里全是河水，脊背弯得和鱼脊一样，皮上的褐斑和鱼鳞一样。我时常怀疑他不是人，而是鱼变成的水佬。

他划着船在水上任意飘荡，碰到人要渡河，他就把船划过去，将人送到对岸后，他不要别人给他钱，让人给他一根烟抽就行了。

有时，他一天要渡二三十个人过河，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我劝他何不当门生意做，他摇头，吸根烟，又把船划到江中。

有时他盯着皱纹般潺湲的江水，眼神迷蒙，思绪弥散。他是否问过清深的江水到底在说什么？他挥动船桨，船只划破江水，江水散开又回流，仿佛分分合合的历史。

“生活变了，两岸的人从来不少。你看，来来去去的人总是不断。”他一边吐烟圈，一边对我说。

他的身影在我眼前摇晃，有时变成鱼，有时幻化成先人。我们的先人，在河流及岸上来来往往，慢慢地，他们的血管成了河流的模样，河中的水则有了他们血液的成色。这样的一条河奔流在我的血管里，让我对大海充满渴望。

横贯岭南大地的黔江，像树根般紧紧盘踞在广西东部，又像树藤般紧紧牵萦我们的身心。古时它有潭水、泯水、黔水、柳水等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很象形，即大藤江。你在地图上看它，怎么看都像缠绕不断的树藤。

江边的人都知道，沿着大藤江东去就是大海。

舅舅驾着他的小船，在江上走走停停，到广州、深圳看世界。黔江河道弯曲，水流汹涌，险滩二十九处，水涡打着旋儿，激起的水波搅动老人的心。大江后浪推前浪，舅舅看到了城市的崛起、祖国的强音。坐在小木船上，对着广州“小蛮腰”建筑抽完一支烟，他又顺着弯弯曲曲的河流回来了。

我问舅舅对城市的印象，他说：“楼很高，比铁帽山还高，看起来有点吓人。”不怕激流险滩的舅舅，竟然怕有电梯的大厦。或许，因为他本是鱼变的吧。

舅舅是黔江水路守门人的后代，骨血都是由水塑造的，血脉中有对河流的执念。在江上行走多了，欸乃一声，满江的雾霭就吞进了九曲回肠。

与舅舅把酒，我对他的骄傲又恨又爱。恨，是因为改变不了他。爱，是因为谁也改变不了他。那种来自基因的认同与来自血脉的压制，混合成复杂的亲情，在酒中浑浊，热烈又辛辣。

我们喜欢谈论渡口的兴衰。“我们离不开这条河，渡口就有存在的必要。”这是他的坚持。

舅舅一生与渡口紧密相连，在渡口出生，在渡口认识妻子，在渡口安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风如何吹过渡口，没有人比他更熟知江河的变化。在风霜中，尽管他的眼睛眯得越来越小，但他的目光依旧犀利。他眼中总是蒙着水汽，那是江风亲吻留下的湿痕。因为这些湿痕，舅舅一辈子没在人前流过泪。

家门前的渡口，也曾享誉海内外。他熟知这些掌故，在酒后多次向我讲述江河故事，包括那些见载于书本的历史。明崇祯十年，徐霞客在此泊舟。“又十里，乃东下大滩，一泻五里，曰菱角滩。下滩五里，日薄崦嵫，又十五里，泊于泷村（现写作陇村）。”这是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中记述停泊留宿在我们家门前的文字。

我们世代生活的渡口，在历史上是个繁华的商埠码头。因雷劈山下有石洞，半江水穿洞而过，水流湍急，很容易发生事故。船行至陇村（又写作泷村），必须停船卸货，转十里陆路，再从樟村码头上船。后来，水洞变小，水流变缓，江面可直接行船，航船便不再泊港卸货。但走南闯北的疍家人，依然喜欢在陇村泊船留宿，品尝芭蕉、新笋、河鱼……

如今商埠码头不见马声嘶鸣，我们这些水路守门人，还在渡口上来来往往。

“这里的水流到大海，上游又会有更多的水流到这里。”舅舅喝了三杯酒后，自信满满地说。这话说得太大声，在风中回荡了很久。

那天，我们和林场下来的工人在渡口畅饮。正值初冬，草染霜露，乌桕泛黄，一阵风过，芦花翻涌，草木摇曳，大自然多彩的色泽在江岸上漫溢。不远处的铁帽山，林木苍翠，似乎从未老去，松树、杉树、橡树、朴树、榆树高低起伏，莽莽苍苍，层峦叠嶂。伐木工喜欢树，舅舅喜欢船。好树能做好船，舅舅也喜欢树。好船中有好木，伐木工也喜欢船。

伐木工经常坐舅舅的船渡河，有时来找舅舅喝酒。江风吹着他们的余生，他们握紧酒杯，在缅怀江湖中推心置腹。一次又一次，他们看见渡口有了新船，泊在湾里，随水沉浮。

“如果儿女们不离开，如果他们看得见这么多地……”他们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这时，我真切地感到他们老了。不仅仅是头发白了，不仅仅是皱纹深了，不仅仅是怕风吹的骨头，还有那认命的无奈，面对世事的无能为力，在年轻人面前逐渐谨小慎微的姿态……

啊，原来真正的衰老是世界不再看见你的力量，承认你的价值！

我慌了。

我怕我走不出这个黄昏，我又怕我丢失了这个黄昏。

那天伐木工何时走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之后舅舅消沉了很久。我们忽然对某些话闭口不谈。每日夕阳西下，他那摄人魂魄的眼睛，就呆呆望着江水流去的远方。所有的船都从这里把货物运输到远方，却没有一艘船把远方的人带回来。

看着这个瘦削的老人，我想起方大厂那张额头趴着蚯蚓褶皱的脸，朗村官渡还能运营多久呢？

第二天，我去找方大厂，问出我的疑惑。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希望政府能在渡口建设候船亭，让候船人免遭日晒雨淋。说完他就驾船走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过舅舅的那种忧愁。

江风兀自吹过渡口，草木兀自凋零，江河不是神灵，它们只是被地心引力拉扯着流向大海的水，带着希望、星月、遗憾翻涌着波涛。它见证世间所有的事，承载世间所有的雨水，却不干扰任何一只飞鸟的翱翔。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我给舅舅和方大厂分别照了一张相，留作前路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