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离开我已整整十五个年头了，他没有留给我们遗产，要算有的，就是一块陈旧的、五十多年前的小黑板了。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村里当的第一位生产队长，也是最后一位生产队长。他当生产队长一当就是三十多个年头，直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后没有生产队了才“退休”。我父亲身高不足一米六，皮肤黝黑黝黑的，很是普通，但为人活跃健谈，很合得村里人。他没有什么文化，只在本村私立学府读过三年书。他很小就跟我爷爷上山砍柴割草……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国家最困难的年代。在生产队的年代，我家人多劳动力少，我有五个兄妹，一家七口人吃饭就靠父母两个劳动力。当年生产队的工分很低，做一天工的分值才四五毛钱。

我家虽然穷苦，但父亲很注重我们几兄妹的学习。我记得我家有一块木制小黑板，这块小黑板是父亲亲手做的。未上学时，这块小黑板对我作用很大。父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用小黑板教我和哥哥识字。当我读到小学五年级时，也许文化水平超过了父亲，父亲就不再用那块小黑板教我了。但那块小黑板依然还有用，父亲又拿来教弟弟妹妹。

父亲是生产队的老队长。他每天早上都拿这块小黑板去巷头（平时生产队开群众会的地方）挂在墙上给社员排工，晚上再拿回家教我们识字。父亲文化少，常常在黑板上写错别字。如耙田，他写成“巴田”，打木滚的滚字不会写，写成“打木○”等，生产队的社员也看得懂，都服从安排按时出工。但父亲因写错别字，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上初中后，每逢星期天或暑假寒假，我都被父亲排工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家里挣工分。我们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的工分是生产队一等劳动力的一半，也就是一等劳动力一天得十分工分，学生就得五分。有时做工困了大家小休时，我常常听到人家说父亲写错别字的笑话，他们对我说你读中学了该教一教你父亲啦。我听到后感到很内疚，我想父亲若是多读几年书就不会这样。从那以后，晚上吃完饭我就主动当父亲的老师，拿父亲制作的小黑板教他识字。我把父亲平时排工需要常写的文字列出来，并写在黑板上。譬如扯稗草、锄地、犁田、耙田、打木滚等等，从那时起通过我的帮教，父亲在黑板上给社员排工就很少写错别字了。

父亲对我们几兄妹从小要求很严，尤其是在学习上要求更严。每周从学校回家，父亲都检查我的作业本或询问学习情况。

1987年，我凭自己的努力，参加乡镇干部招聘考试，最终当上一名国家干部。哥哥和弟弟也通过努力考上师范学院，后来当上了人民教师。若是父亲不重视我们的学习，能有我们几兄弟的今天吗？

父亲除用小黑板教我们识字之外，平时更多的是教导我们几兄弟好好读书，尊老爱幼，如何做个好人和诚实人。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虽然文化低教不了我们多少，但教我们如何做人是值得一辈子学习的。

父亲那块小黑板至今也有五十多年了，我们几兄弟始终把它当作“传家宝”保存下来。现在我们几兄弟家里都有一块小黑板，但不是木制的，而是商店买回来的胶制小黑板，用来教下一代人识字。如今我当爷爷辈了，我儿子依旧像我过去一样，用小黑板教我的小孙子识字。

我时刻不忘初心，不忘过去老父亲对我的教诲。父亲给我们留下的一块小黑板，是我一生永远的精神财富。我要让“家有一块小黑板”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