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宾区大湾镇烈士陵园黄彰雕像。（杜红旗 摄）

大湾天马运输行旧址。（杜红旗 摄）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也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抗战初期，桂系顽固派依然对中共广西地方组织采取残酷镇压政策，在广西各地制造多次反共事件，广西党组织屡受镇压和破坏。1940年12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委”）派钱兴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黄彰任组织部部长，罗文坤任妇女部部长，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1942年5月，中共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在检查广西党的工作后离桂，在广东韶关被捕，随即叛变，使中共南委和广西省工委遭到严重破坏。1942年7月9日，广西当局全面抓捕我党地下工作人员，苏蔓、罗文坤等七人被捕，史称“七九事件”。截至1942年9月1日，共有30余名中共党员在桂林及灵川、临桂等地被捕；之后桂系顽固派又在1943年1月，制造了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反共事件，使广西地方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七九事件”发生后，中共广西省工委即通知桂林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一律撤退。撤退到安全地方后，停止向外通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1942年8月，省工委书记钱兴转移脱险后，南下梧州、桂平、贵县、南宁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同时着手建立新的交通联络站。9月，钱兴到达钟山县英家乡，随后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该乡白沙井村。是年底，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转移到大湾，与甘化民、杨林成立大湾小组，黄彰兼任组长。黄彰指示甘化民在大湾街自家房子开办“天马运输行”，从1943年2月到1947年8月，以天马运输行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组织联络安置失散党员，组建来宾特支，筹集党的活动经费，并担负省工委大量的地下秘密工作及机关工作。大湾天马运输行作为广西省工委的机关所在地和交通总站，与自治区党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历史紧密相连，是中共广西机要交通最重要节点之一，在中共广西省工委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对领导和组织中共广西地方组织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历史意义深远而重大，具有极其重大的保护挖掘利用价值。

大湾天马运输行是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机关旧址

“七九事件”发生后，为保护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实力，钱兴与黄彰两次研究分区域负责广西革命工作。

在贵县开会研究决定分区域开展革命工作。“七九事件”是广西地下党历史上惨痛的一页，“七九事件”发生后，短时间里被捕的地下党员占当时广西地下党员总数的15%，党在城市的据点几乎丧失殆尽。中共广西省工委深刻反省，认为省工委的工作在当时只满足于城市工作，而忽视了建立农村据点。抗战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下，广西省工委领导机关从农村转入城市，领导以城市知识青年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城市党的力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忽视了党在农村的发展。

1942年8月12日，钱兴与黄彰在贵县秘密会面，决定省工委今后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并决定由黄彰代理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负责桂东南、桂西等地的工作，钱兴负责桂东、桂北等地的工作。钱兴这个决定，就是吸取“七九事件”的惨痛教训，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将省工委的工作与黄彰分区域负责，这样就形成了第一、第二两个省工委机关。钱兴所在的贺州市钟山县英家乡是省工委机关所在地，负责桂东、桂北、桂中等地的工作；省工委代理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黄彰所在的原来宾县大湾乡（现兴宾区大湾镇）同样也是省工委机关所在地，负责桂东南、桂西等地的工作。当时的历史原因造成省工委机关分地而设，由钱兴书记、黄彰代理副书记分别领导，既分工又合作，既保存了革命实力，又有力地开展了革命工作，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和反抗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

作出《八月决定》，同时对抗日工作再次作出分区域负责的部署。1944年8月，钱兴书记经天马运输行到大湾来宾特支，在板塘村和代理副书记黄彰研究部署落实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部署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各项工作。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作出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即《八月决定》。考虑到广西沦陷后交通隔绝，联系困难，省工委分工由书记钱兴负责桂东及桂东北，代理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黄彰负责桂东南。

黄彰夫人高天梅在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当时是分区域负责开展革命工作。1982年2月8日，高天梅在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道：省工委机关设在桂林，国民党的省府机关也设在桂林，所以是针锋相对的，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地下党怎么办呢？省工委决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隐蔽下来，在农村开展工作。当时钱兴同志撤到钟山英家乡那里烧右灰，黄彰撤到大湾再到柳江板塘烧瓦窑。在日本侵入广西前他们就研究过，日本进广西后，他们就要单独作战，估计那时敌人将水陆交通都封锁起来，那他们的工作联系就困难了，所以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准备日本鬼子来后各自单独作战。

高天梅还讲道：黄彰在来宾大湾甘化民处设有交通站，板塘是我们上级隐蔽点。钟山英家乡是钱兴在那里隐藏，分两个区域开展工作。黄彰领导桂东南，钱兴领导桂西南。

良莲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韦以雅、中共来宾特支书记梁山回忆文章明确大湾为省工委机关。韦以雅刊载在柳江党史资料回忆文章《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在大湾和板塘期间》记载：“吸取了‘7·9’事件的教训，钱兴和黄彰研究后认为，今后的工作重点要转到农村，决定在广西省分片具体领导：钱兴负责桂东和桂东北，黄彰负责桂南和桂东南。钱兴在桂东的钟山县英家乡设立了省工委机关。1942年秋天，黄彰先是设省工委机关在来宾县大湾甘化民的家，1943年春天搬到柳江县（现柳州市柳江区）穿山乡板塘村莫正荣的家。”

梁山的回忆文章《回忆中共来宾特支的活动情况》写道：1944年2月，经省工委副书记黄彰决定，由我担任中共来宾特支书记，一直到1947年8月。决定我到来宾工作之后，大约在2月底或3月初，我便离开板塘村到来宾县大湾街，开始特支的工作。当时我化名叫周汉平，公开职业是在甘化民的瓦窑处种菜，以作掩护。省工委和特支都以大湾街为据点，是因为当时大湾街处在一条水陆交通线上，是西江—红水河水运和柳（州）来（宾）铁路支线（凤凰—大湾）交接点，交通方便，离县城较远，是来宾、柳江、象州三县交界地，我们的活动余地较大。

从1943年到1947年，中共广西省工委虽然领导人分区域负责党的革命工作，把省工委机关在钟山县英家乡和来宾县大湾乡分别设立，但革命的势头不减，分别开展领导广西革命的重要工作，为广西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作出不朽贡献。

省工委机关在英家乡开展的重要工作——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中共党员。玉林“一·一三”和南宁“一·一五”事件发生之后，1943年1月21日，中共广西省工委以“中共桂委”的名义，再次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揭露自上年“七九事件”以来，顽固反共分子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2月7日，中共广西省工委向全省党员发出《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指出：反共逆流从桂林泛滥到了各地，顽固反共分子为了扑灭共产党，实现其一党专政独裁的迷梦，强迫中共党员“悔过”“自新”，胁迫中共党员的家属、亲友劝降，并利用叛徒、特务，通过地方政权进行跟踪追捕，继续残酷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告诫和号召全体党员：无论局势如何严重，都要坚定不渝地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要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同志宁死不屈、以身殉党的革命气节，反对梁耀宝贪生怕死、叛党变节的罪恶行径；要坚决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发扬坚韧奋斗的精神；要严密党的组织，遵守秘密工作条例；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加强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要向各界人士普遍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和残酷迫害共产党人的事实真相。

举行“七九事件”两周年纪念活动。1944年7月，中共广西省工委在钟山县英家乡举行“七九事件”两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通过回顾总结，肯定“七九事件”两年来广西党组织深入农村，坚持斗争所取得的成绩，教育全体党员继续坚持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在农村做好群众工作，号召全体党员学习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烈士为党献身的崇高精神，坚持革命斗争。

省工委机关在大湾开展的重要工作——

召开挽救广西革命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通挽会议。1943年3月15日至18日，中共广西省工委由代理副书记黄彰主持，在武宣县通挽乡（现通挽镇）伏柳村召开桂中南、桂西南部分党员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宁市党组织负责人覃桂荣、南宁高中党组织陈衷、柳州市党组织负责人杨烈、贵县党组织负责人区镇、武宣县特支江明彬和韦敬礼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总结桂林“七九事件”、玉林“一·一三”事件和南宁“一·一五”事件的教训，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为地下党员退出城市后制定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就当时的情况提出“巩固农村原有阵地，暂停发展，静观局势的发展变化”的方针。会议决定把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整顿右江老区，开辟粤桂边界。会后，根据会议部署精神，黄彰等继续留在来宾、武宣，杨烈等到靖西、镇边，区镇等到右江，覃桂荣来往于粤桂边和右江之间，路璠到柳北。

通挽会议是中共广西省工委处于非常情况下在武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也是广西地下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次会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积极疏散党员，并且明确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为革命保存骨干，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对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研究制定领导广西人民武装抗日起义的《八月决定》。1944年7月，中共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王若飞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派原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专程到广西。李亚群到柳州后，将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党的决策向左洪涛、张兆汉作了传达，然后通过张兆汉向中共广西省工委的政治交通员庄炎林传达南方局对广西党组织的指示。南方局的指示说，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最后挣扎，国民党军为保存实力将不战而退，广西即将沦为敌后。因此，今后应按实际情况布置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组织抗日武装队伍，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党内同志能上山打游击的，就上山打游击。南方局还要求广西省工委适时再派人到重庆找南方局直接联系。庄炎林火速赶回钟山县英家乡，向省工委书记钱兴报告。中共广西省工委得到南方局指示后，明确了斗争方向。8月，省工委书记钱兴来到来宾特支，在板塘村和代理副书记黄彰等研究部署落实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精神，部署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各项工作。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作出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决定，即《八月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提出，广西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建立抗日武装”“一切为了发展游击战争”。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揭露国民党不战而退的政策，揭露桂系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保家乡的武装斗争，做好干部、武器准备，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决定》还提出，为避免桂系当局的打击，应参加桂系组织的各种武装，从中争取领导权，搞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当地父老乡绅支持；在部队中建立政工组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决定》明确广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最高要求是建立与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考虑到广西沦陷后交通隔绝，联系困难，省工委分工由书记钱兴负责桂东及桂东北，代理副书记黄彰负责桂东南。同时，要求各特委、县委、特支、支部，根据具体情况独立作战。省工委派黄嘉（桂东特派员）到桂东，肖雷（桂北交通员）到桂北，庄炎林到柳州一带，黄彰在桂东南，向各县委、特支、支部传达《决定》精神。

1944年10月，黄彰带领覃桂荣、杨烈来到武宣县，在通挽乡韦敬礼家召开武宣特支会议，传达贯彻广西省工委的《八月决定》，研究布置抗日武装斗争问题。黄彰指示武宣特支，其任务是坚决领导群众抗战，以独立组织游击队为主，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有条件的仍需争取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协作抗日。

随着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广西人民武装抗日活动的频繁，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多次对中共广西省工委进行搜捕，实行白色镇压，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被迫多次迁移——

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在钟山县的迁移。通挽会议后不久，钱兴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将搜捕中共党员的注意力，集中到桂东的平（乐）八（步）公路和梧（州）桂（平）水路一带地区，于是又将广西省工委机关从靠近公路的白沙井迁移到较为偏僻、更便于隐蔽的牛垌。半年后，因国民党平乐区专署要在牛垌办农场，广西省工委机关复迁回白沙井村。1945年8月中旬，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将省工委机关，由钟山县英家乡迁至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在来宾县、柳江县的迁移。“七九事件”发生后，1942年10月间黄彰到达大湾，年底在大湾召开了一次有甘化民和杨林参加的党员会议，会上黄彰宣布由他和甘化民、杨林3人组成中共大湾小组，黄彰任组长。党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秘密活动。1943年2月，黄彰转移来到大湾。为便于掩护党的活动，黄彰决定在大湾建立一个党组织的据点，准备长期住下来。根据黄彰的指示，甘化民首先在大湾街上自己家里挂牌开办了“天马运输行”，代客商转车船、贮运等业务，暗里作为中共广西省工委的交通联络站。当时黄彰就住在天马运输行，利用天马运输行开展革命工作，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在来宾的第一站就是天马运输行。

根据原来宾县党史办主任黄云瑞撰写的《中共大湾小组活动概况》：1943年春，大湾通火车后，市场迅速繁荣，甘化民办的工商业发展很快，人员来往比较频繁。为了省工委机关的安全，黄彰提出他住在大湾不适宜，要甘化民提供部分资金，再吸收群众一些资本（贵县医院院长王存道、护士顾瑞瑛共投资5.5万元），拟在大湾附近农村办一个砖瓦厂，由黄彰亲自经营，以作掩护。经研究决定，通过甘化民父亲和柳江县板塘村莫正荣做“老同”的关系到板塘村办厂。板塘村距离大湾10多华里，是柳江、象县、来宾三县交界的偏僻小山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这决定执行之后，高天梅和刘琼先后于1943年秋和1944年春来到板塘村，与黄彰作为“一家”在那里“经营”砖瓦厂，省工委机关迁移到板塘。

大湾天马运输行是中共广西省工委的交通总站

黄云瑞整理《高天梅在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天马运输行为省工委交通总站。高天梅：我是一九四三年冬天或秋天到板塘，总之我到时瓦窑已经烧了，如果甘化民不在大湾，黄彰在那里开展工作困难就更多了。因为他在那里没有亲戚，没有同志，也难活动到农村。当时甘化民做生意，开个“天马行”，囤积一些盐巴。天马行是我们的交通总站，谁到来宾，都要经过这个总站，所以甘化民掩护了我们很多同志来来往往，出出进进。我们住在板塘除开钱兴他们，别的都不能进去，让人家知道怎么得了，人家抓了不就完了？所以不随便给人进去，庄炎林去过，还有左右江来的一些同志也去过。

天马运输行交通总站的历史作用——

1943年初，由甘化民在大湾街开办“天马运输行”，一方面作为省工委的交通总站，另一方面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抗日战争时期，大湾是粵、川、滇、湘、黔五省来往商船的中转站，货物吞吐量很大，是开设运输行最适宜的地方。省工委交通总站设在天马运输行内是遮盖敌人耳目理想之地。交通总站由甘化民和杨林负责，具体任务：一是联系前来和黄彰约见的地下党人员。那时要和黄彰联系的人，一般由甘化民或杨林接头，请示黄彰同意后，再与黄彰见面（但也有由黄彰直接接收党员的组织关系，如在板塘接梁山的组织关系）。在天马运输行用左手拿《广西日报》，右手拿大竹烟筒为暗号，接收了贵县张汉良、谭连英、赖海辉、赖均志等同志的组织关系。还要过问：“油粘米什么价？”答：“×元×角。”接过别的同志的组织关系。二是传递信件。省工委发出的信件由杨林送往柳州各地，外来信件都是寄给杨林，再由杨林转交黄彰。凡用暗号寄到天马运输行“××女士”“××先生”收的信件，都由甘化民和杨林转交黄彰。三是安置从城市撤退到农村的党员。党小组对转移到大湾来的党员，在就业、安全以及经济等方面，都给予安排和资助，如来宾特支的郭坚、范月珍、范今贵、陈达德等同志，都是通过甘化民的社会关系，安排在大湾、正龙、白头等学校任教师。四是筹集党的活动经费。甘化民办了天马运输行后，还开办了盐仓（出租给盐主）、木材厂、砖瓦厂等，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

天马运输行是广西党组织重归中央的桥头堡。根据庄炎林（当时的省工委交通员）《两次到大湾的情况》（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九日）的记述：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和钱兴同志从桂东南到重庆去找党中央接广西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我们经过大湾也想筹些钱，但不是只靠那么一点，而是有准备的。我们到重庆时……周总理还在重庆……我们到重庆，并不受到时间的影响，最先是荣高棠同志接待我们，后来是王若飞同志和钱兴谈的……

根据甘化民的《报告》(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的记述：一九四五……九月间，当省委书记钱兴同志来的时候，我也是有五百包盐的本钱了。当时省委书记要到重庆去见毛主席，解决广西党和中央接上关系的问题，要我在五天之内筹五万块钱作路费。

根据《中国共产党广西历史第一卷》记载：中共广西省工委尚未和上级恢复组织联系。为明确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工作方针任务，省工委书记钱兴在被国民党广西当局严令通缉的情况下，偕政治交通员庄炎林冒着生命危险，于1945年9月初自昭平黄姚动身前往重庆。他们途经桂东、桂东南、桂南、桂中，一路向当地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了解情况，检查指导工作。10月中旬，他们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委员、南方局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钱瑛听取了钱兴的全面工作汇报。他们对广西地下党在最困难的日子里继续高举红旗，坚持斗争，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王若飞、钱瑛向钱兴、庄炎林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即《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国民党可能执行，也可能不执行，不执行而打内战的可能性大，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用革命的两手去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尤其要准备对付它打内战。10月底，钱兴返回广西后，接连到桂林、柳州、融县等地，向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传达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和南方局的有关指示，和他们一起总结几年来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方针。

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与党中央失联3年后，重归党中央的怀抱。钱兴书记出发到重庆，在重庆与党中央接上组织关系后，回到广西又到了大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