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傍晚在公园里跑步，看到踩着自行车锻炼的市民，我不禁想起父亲和他的自行车。

儿时的我，经常坐在父亲高高的自行车后座去赶集，一路上父亲很少下车推行，哪怕是那些看起来很陡的坡，父亲也能把车骑上去。那时我觉得父亲的力气特别大。

小学五年级时，经过初赛，我有幸和别校的一位同学代表全乡小学生到当时的来宾县城参加作文竞赛，据说我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到县城参加竞赛的小学生。比赛的前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到小平阳火车站坐火车去县城（当时小平阳火车站有绿皮火车停靠上下旅客），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多年后听母亲说，当时是9点半的火车，但那天5点多父亲就起床为我做好早餐，7点左右我坐上父亲那辆28寸“飞鸽牌”自行车向小平阳火车站出发。现在回想，父亲那么早起为我做准备，除了我能参加作文竞赛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外，就是他经常教导我们“只能人等车，不能车等人，凡事要提前做好准备”的行动体现吧。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出到村头的石拱桥前，父亲快速蹬着脚踏冲上坡后，对坐在车后的我说：“以后如果你能考上师范，毕业了能做一名老师就好了。”父亲之所以有这样朴素的愿望，是因为他能接触到领工资的只有村里的老师。那天来到车站时还没到9点，没让我下车父亲就把自行车脚架撑好并对我说：“你坐在车上不要乱动，我去帮你买点车上吃的。”过了几分钟他从车站商店里提了个袋子出来，里面是两瓶水和几个烤包，这两样东西在上世纪80年代，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父亲一直在车边站着，带队老师到来后父亲才让我从车上下来，把袋子递给我时又塞给我三张十元“大钞”，临上车时再三叮嘱我要听从带队老师的安排。

1989年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提交志愿表的前一天晚上，父亲那句“我觉得你还是做老师合适”的话，让我在上交志愿表前把第一志愿由“工商行政管理学校”改成了“师范学校”。分数揭晓时我是当年全校考生的第二高分，录取中师已无悬念，可我并不是特别激动。开学前的日子父亲却格外忙碌，他把家里的四只鸭子全杀了，请来亲朋好友近三桌人到家中欢聚，在他看来，我能考取中师是他教子有方的又一成功体现。

在柳州就读中师三年，开学和放假我都是坐火车往返，每次往返都是父亲用自行车到小平阳火车站接送。中师第二学期放假，父亲的自行车换成了当时有名的“永久牌”28寸新自行车，车的大小和高度都没变，但那时我觉得车已没以前那么高了。虽然是新车，父亲骑行却没有以前那么轻松，每每是弯腰低头使劲地蹬着脚踏，累得发际滴汗还是被别人轻易超过。出于对新车的好奇和被别人超车的不爽，我几次对父亲说：“爸爸，让我来骑，我搭你吧。”他每次都回答道：“新车，你骑不习惯的，以后买摩托车再搭吧。”我曾因为他的这句话不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认为父亲不相信将满18周岁的我，担心我把他的爱车弄坏。到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不舍得让我辛苦的说辞，“子以父为马”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于他心中。

中师毕业时我回乡做了老师，学校离家不过两三公里，可我很少回家，即使偶尔回去也不愿在家多待。父亲隔三岔五以赶集路过为由，骑着自行车到学校给我送青菜或其他吃的，现在回想起来，内心唯一得到一丝安慰的，就是每次父亲到来时，只要没课，我都邀上两三位老师过来陪父亲喝上几口小酒。在低矮的瓦房内，同事们轮流向父亲敬酒时他开心的样子，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也许在父亲看来，这就是幸福人生的一部分吧。记得有一次，父亲两杯酒下肚后对我说：“你现在有工资领了，以后咱们谁也不问谁要钱了，我做农活到70岁就不做了。”当时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满口答应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也这样做了。而父亲呢，虽然不再给我钱，但大米、青菜、花生油，有时甚至是半只鸡鸭，他都以环保、家里多吃不完浪费等各种借口往学校里送，我当然照单全收，却心安理得分文未付。

1999年冬天，父亲身体突然出现不适，骑自行车已没有以前那么利索，我陪他在附近的医院断断续续治疗，效果不太理想。2000年春季学期开学不久，我请假带父亲到柳州的医院检查治疗。在柳州医治了一个多月，病情没有好转，也许是父亲预感到了什么，多次要求回家，最后我们决定回家用药。我们坐着绿皮火车回到小平阳火车站，这时的父亲已不能再骑自行车。父亲坐在我刚买不久的摩托车上，我开车他坐后座。回家后我白天上课，晚上回家陪父亲，遇到有晚自习，下晚自习后再晚我都赶回家。2000年4月底，父亲没有遵守他“做农活到70岁就不做”的“诺言”，离开了他深爱着的妻子和儿女。

父亲去世后，他的自行车一直放在老家，后来我调到城区的机关工作，自行车就存放在大姐家里。大姐原说好的今年春节将车骑回来，但因疫情防控不能串门而未成行。

疫情已慢慢散去，希望父亲在那边不再有病痛，和我们生活的国度一样太平、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