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把我接到他工作的镇上读书。他觉得镇上学校的教学质量好过村里,之前跟他在外地读书的哥哥考上大学后,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看法。 那时候,我不会评判教学质量的高低,都一样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学生在下面听课,但我知道新地方的生活比村里好,单位食堂每个星期能吃到一次肉,虽然量很少,但总比村里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好。 我读到初中的时候,父亲调回家乡的镇上工作。星期六、星期日我是可以回村的,不过我一般都是留在父亲的单位里,做完作业后就出去找街上的同学玩。我的潜意识里已经和村子有了隔阂,与村子渐行渐远,它对我也越来越陌生。有几次我回村,在村口遇到几个老人,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却问:“后生仔,你来找哪个?” 自从我意识到外面和村子的天壤之别后,我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犹如抗击滔滔洪流的大坝,随时都会崩溃。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狰狞的洪流瞬间无影无踪。那时候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工作,我终于真正地跳出了农门。我不是讨厌村子,我是害怕过村里的生活,从骨子里害怕。村里的大部分人也想逃离这种生活,自己无法实现,就把希望寄托给下一代,有的人家即便过年过节不吃肉也要送孩子读书。十多年后,在村里很少见到年轻人,他们即便考不上学校也要通过打工的途径逃离父辈的生活方式。 大学毕业后,我回县城工作。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已经离休回到村里了,母亲去市里帮哥哥带孩子,家里只剩下父亲。天气好的时候他就上山下套捉画眉鸟,自己养几只,捉得多了就送给退休老同事。雨天他就待在家里看订阅的报纸。 大学毕业三年后,我结婚了,分得两间瓦房。母亲担心父亲上山出意外,就把他撵到县城和我生活。我的女儿呱呱落地后,母亲从市里回县城帮忙照看,房子逼仄,父亲只好到市里跟哥哥生活。他是不想去的,因为在县城偶尔会遇见熟人,尤其是到县城办事的村里人,可以坐在街边聊聊天,或是拉到家里喝杯水、吃个中餐,而在市里他一个人都不认识。事实上,父亲很快就适应了市里的生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们混得熟络。他买了一把二胡,在大爷大妈们面前展示自己当年在部队文工团的才华。在村里,他的穿着和农民没什么两样,到了市里后,他把之前的衣服全都扔了,穿着不逊于那些大爷大妈们,甚至还把稀疏的白发梳得井井有条。他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很少回县城,即便是回来参加原单位每年召开的重阳节座谈会,也是当天回当天走,纵然我已经有了宽敞的新房。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有一次,父亲回村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回来后告诉我们,村里已经通电了,有自来水了,镇上到村里已经通水泥路了,村口那条河上也建有桥了。他看了立在村头的石碑上面刻的名单,知道我和哥哥都捐钱修桥修路,埋怨说为什么修路修桥的时候不告诉他,他也想捐钱。村里的变化让他兴奋不已,但是撤并小学让他非常郁闷,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要到镇上读书。不过他又自我安慰说:“也好,从小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2008年春天,姹紫嫣红的季节,父亲开始咳嗽,吃了在药店买的药,不见效。他认为应该是花粉过敏,大爷大妈们邀他去观赏桃花,他说:“我命犯‘桃花’,去不了去不了。”半个月后,还是咳嗽,而且愈加严重。去医院看,医生检查了一番,叫他住院。我刚好在市里出差,赶到医院。父亲嚷道:“要我住院可以,但我晚上要回家洗澡。”我和哥哥见他行动利索,征求了医生的意见,医生也同意了。父亲晚上回家洗了澡,却又以睡不惯病床为借口赖在家里睡,第二天才去医院打吊针。 大约半个月后,父亲还是真正地住院了,因为已经是一声未停一声又来地咳,几乎喘不过气来。医生给他拍片,化验痰和血,却不敢下诊断结论。请了医科大一附院的一个博士来会诊,诊断说是肺泡癌,一种隐藏得很深的癌症,且已经是晚期。我们不敢把结果告诉父亲,只是说还查不出什么病。父亲笑着说:“我看那个博士那么年轻肯定没什么水平,猫老了尿才黄。”又过了一个月,父亲的举止开始滞缓,上下床都需要搀扶。他坚决不同意我和哥哥请假照料他,我们只好请了一个护工。我们一去看他,他就会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我们还是说还没有检查出来。一个月后,他变得十分虚弱了,进了重症监护室,却不再向我们问病情。也许他已经心知肚明,不想为难他的孩子。 八月份,父亲已经不能吞食,完全靠输液维持。医生说,这几天他随时有可能停止呼吸。那天,我和哥哥坐在床前,瘦骨嶙峋的父亲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戴着氧气罩。他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微微睁开眼,看着我们,无光的眼里满是浑浊。我问了他一声,他嘴唇微微翕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第二天,父亲走了,火化后,骨灰放在殡仪馆。五年后,按照风俗,我们送父亲回村,堂哥已经在后山为他找了一块地。 算来,父亲这辈子三次离开村子。第一次是去当兵。父亲读完初小后,爷爷就不再送他读书,说是识得字算得数就行了。他心里一直闹别扭。十七岁那年,他正在山上放牛,邻村的一个伙伴跑来告诉他,有部队在镇上招兵。父亲把牛拴在山脚的一棵梧桐树下,和那人跑去镇上,跟部队走了。两年以后,他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他的去向。父亲说,招兵的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一个月后部队就起义了,原来那个团长是地下党。后来,那支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父亲被安排在文工团。有一次我说那你算是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了。他反应很激烈,大声说,怎么没上过?前方伤亡很大,连首长的警卫员都上前线了,我们能不去? 父亲转业后在西安一家工厂工作。我本来是有一个叔叔的,上山砍树被树压死了。村里的习俗是父亲跟随大儿子生活,母亲跟随小儿子生活。叔叔死后,我的父亲就成了小儿子。他接到奶奶让人发来的电报后,立即辞了职,回村当了农民。一年后的一天,他去赶圩,进一个朋友的家里歇脚,朋友的母亲劝他出去找工作,他回来却不敢跟父母开口。奶奶去赶圩,那位有远见的母亲说服了她,才有了父亲的第二次离开村子。我和哥哥谈到这事,都认为要是没有父亲的第二次离开,可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第三次离开村子,是去市里,在那里生活了八年。 我的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一个画面:两个孩子上了一艘小帆船,一个老人使用全身的力气把船推离岸边,看着船渐行渐远,一脸欣慰。这个老人就是父亲,他一生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推离村子,自己最后却回来,永远守着村子。而我们无论走多远,因为父亲,永远心系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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