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石滩抗日伏击战遗址。（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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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记者在武宣县革命纪念馆内看到三块义勇军三勇士纪念塔碑，斑驳的碑文中记载：“尔三勇士，实为国殇。黔江战史，红石光芒。”虽历经八十载风霜，却字字铿锵，仿佛将人们带回1945年那个烽火连天的清晨，重现红石滩上那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

1945年1月22日，中共东乡支部书记陈文渊在得到“一批日军军用物资驳船将从武宣县城沿黔江河开下桂平”的消息后，连夜召集党员韦世宽及东乡抗日义勇队员韦世常、陈绍坤、潘新潮、陈毓义等人商议，迅速敲定在武宣与桂平交界的黔江河岸伏击日军的方案；同时派人联系桂平龙山抗日队伍及群众，组织联合伏击行动。

“最初的伏击点选在黔江北岸的三里镇下江村委大片塘村，但驻守三里镇上江村委古楼村的国民党自卫队贸然开枪后，导致日军警觉。”武宣县史志办公室主任廖有业翻看史料介绍说，日军随即泊船上岸，在古楼村烧杀抢掠后屯兵等待援兵，原定的伏击计划被彻底打乱。

危急时刻，陈绍坤、韦世常、陈毓义等人沿黔江勘察地形，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大藤峡最狭窄的红石滩。此地江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岩石嶙峋，适合伏击作战。

经过重新部署，义勇队分为三个战斗小组：陈毓义带领20余人守上段，切断退路；陈绍坤率30余人在中段，担任主攻；韦世常带领12人组成“敢死队”驻守下段岩石堆，阻敌突围。每一组配备一挺轻机枪作为核心火力，一张针对日军船队的伏击大网悄然张开。

“当时踊跃参战的青年越来越多，从最初的70多人增至100多人，但武器匮乏，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徒手上阵的。”廖有业补充道。

1月25日，天刚破晓，日军5艘驳船在12只橡皮艇护卫下缓缓驶近红石滩。埋伏在上段的义勇队率先开火，虽因距离较远火力有限，但也成功将敌船逼入中段预设战场。当船队进入中段水域，陈绍坤带领的第二组与红石滩南岸的龙山抗日队伍及群众同时开火，机枪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敌船上。

“日军完全没料到这里有埋伏，船上顿时一片混乱，伤亡不断增加。”廖有业指着照片还原当时的激战场景，惊魂未定的日军集中火力疯狂反扑，企图突破下段“敢死队”阵地突围。

此时，韦世常带领的“敢死队”藏身岩石堆后仍在顽强阻击。激战中，韦世光、黎金生、蓝砚田3人壮烈牺牲，另有3人负伤，余下6人死守阵地不退，用血肉之躯筑起不可逾越的屏障。最终，陈忠祥负重伤，战后不久亦牺牲。

失去突围希望的日军被迫退至南岸水边岩洞躲藏，利用地形躲避火力。这场战斗整整10多个小时，枪声未歇。1月26日凌晨，日军残部趁天未亮狼狈溃逃，此战共歼敌120多人，击毙敌宪兵队长向井立夫 。

战斗结束后，武宣各界人士数百人召开追悼会纪念三位勇士，并修建纪念塔。塔碑上镌刻的“邦家不造，倭寇猖狂；兴亡有责，我武唯扬”成为黔江两岸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这场战斗是在中共武宣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发动抗日武装队伍进行的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抗日经典之战，也是广西境内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场罕见的战斗。”廖有业感慨道，这场战斗给日本侵略者入侵广西带来又一次沉重打击，此后很长时间，敌船不敢轻易驶过红石滩。

如今，由于大藤峡水利枢纽建成蓄水，红石滩遗址已沉入江底，只剩下展板上泛黄的老照片仍在无声地讲述那段恢宏的历史。

“红石滩抗日伏击战的故事，我非常熟悉，从小听到大。”在革命烈士韦天强故居里，东乡镇平岭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韦以康指着墙上的老照片回忆道，当时，他的伯父韦天强以及韦天强的亲弟弟韦世常、韦世宽、韦世奎，堂弟韦世光、韦世佃和他的父亲韦世勋都参加了红石滩抗日伏击战，在战斗中牺牲的正是他的堂伯父韦世光。

“我父亲在义勇队中任担架队队长，参加伏击战的时候才20多岁，他和队员们都特别勇敢。”韦以康骄傲地说，从小父亲就教育他们，韦家人要记得本分，参军的要好好站岗、入党的要多帮群众，就算在家种地，也得挺直腰杆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红色基因在韦氏家族里代代相传。截至目前，韦以康的家族共200余人，其中有50余名党员，且仍在不断增多。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家族里参军、入党、服务群众的传统从未断过。

长久以来，红石滩抗日伏击战的故事在桂中大地广为传唱，那份英勇抗战抵御外侮的精神也得以传承和发扬，激励后人不断前行，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