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天中午，母亲接到舅舅写来的信。她不识字，叫姐姐念。姐姐看完信，告诉她，外公病重，可能捱不了几天。母亲边抹泪边收拾几件换洗的衣服，跟邻居借来手电筒，快步走向后山，身影很快没入崇山峻岭之中。那里有一条路通向舅舅家，那个地方属于另一个地区管辖。

那天，天黑透了，母亲才在狗的狂吠声中，敲开舅舅的家门。尽管收到信后她立马赶回，终究还是见不上外公最后一面，因为外公在头一天已经下葬。后来我们猜测，当年书信投递流程繁琐，舅舅的信先是到达我们这边的地区行署所在地，再分发到县城、公社、大队，最后到母亲手里，已经是半个月后的事了。跪在外公灵前的母亲，时而低声啜泣，时而哀嚎震天。母亲的娘家在黔江边，和我们家之间横亘着绵延的群山，来往需在一条3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攀爬。母亲回娘家另有一条途径，先坐车到县城，再乘坐一天一趟的客轮沿江而下，4个小时后下船上岸，再走十来分钟便到目的地。

在大儿子2岁那年，母亲背着他坐上公社的拖拉机到县城，却错过了客轮的开船时间。回娘家的希望泡汤了，她舍不得花钱住旅馆，也没有返程的车，当即决定走路返回。徒步走完近30公里的山路，母亲到家已是半夜，饥困交迫，一进门就瘫倒在地。奶奶被孩子的哭声惊醒，起来一看，吓得脸色煞白，骂道：“住一晚上旅馆要你的命吗？”母亲吃了三大碗米饭，洗了一盆滚烫的盐水澡，魂魄才悠悠回归。自那以后，她每次回娘家都是走山路。由于路程远，母亲一年只在年后元宵节前回一次娘家，住上两三天。一个女人，拎着装有粽子、腊肉、米饼等年货的竹编手提篮，穿梭在鸡肠似的山路上，一走就是大半天。时不时就能看到猿猴在树上跳跃，听到树林里传来野猪觅食发出的哼哼声。她既希冀遇见人又怕遇见人，既想路上有伴又怕陌生人心怀叵测。一路翻山涉水，一路心惊胆战。

返程，当然也是一路惊心动魄。所以，要是没有父亲同行，母亲从不敢带着孩子走山路回娘家。而实际上，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很少有时间陪她回娘家。

见不上至亲的最后一面，是母亲终生的痛。舅舅也很自责，要是发电报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母亲后来说，当时她跪在外公灵前哀嚎时，有几个阿娘阿婶边劝边流泪，还叹息“嫁得太远了啊”。

母亲说，她不后悔嫁这么远，膝下三个乖巧的子女让她觉得今生的这一嫁，值。她只怨当年书信传递路途太曲折、太坎坷、太缓慢。家里装上座机后，母亲时不时就和娘家人联系，一聊就是大半天。放下电话，她会和我们分享悲欢：你们的十二姥姥摔了一跤，过世了；十五舅的儿子讨媳妇了；今年黔江不发洪水，江边的稻田收成好……她说的这些，对我们来说，很抽象，毕竟很少去外婆家，即便有些人曾经认识，如今印象也已模糊。但是，我们尽量找话甚至杜撰故事试图和母亲共情：“那年去外婆家，十二姥姥给过我红包”“十五舅的那个小儿子吗？他带我去摘过柚子果”……电话拉近了母亲和娘家的距离，但母亲说，每次打电话，都不由自主想起当年舅舅写给她的那封信。我们对那封信记忆深刻，因为它太特殊了，从信封到信笺上的字，都是用铅笔写的。更重要的是，它让母亲几近承受了这辈子莫大的悲痛。

再后来，村村通水泥路，通往母亲娘家的路不再是弯曲的羊肠小道。再后来，我们买了车，只要母亲想，回娘家的愿望随时都能实现。尽管一路弯曲，不断地上坡又下坡，下坡又上坡，路程比原来的长，但全程也只花一个多小时。第一次坐车回娘家，母亲看着车外，脸上神色恍惚，下车后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长沙读大学，从柳州坐绿皮火车到长沙需要14个小时。通动车后，车程缩短到1个小时。我第一次坐动车到长沙，到站后的第一句话，正是母亲说的那句话。

回乡探亲之时，舅舅和左邻右舍对母亲说，子女们都有出息了，是因为她当初嫁得好。母亲摆摆手，谦虚地说，不过是混口饭吃而已。神色却掩藏不了她内心的自豪。

尽管那封迟来的家书给母亲带来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久久萦绕在脑海里难以释怀，但在和娘家人寒暄时，母亲从未轻易提起。她知道，往事已成过往，不能辜负时代，不仅要享受当下，还要朝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