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阳台上的花盆里有一株“不请自来”的狗尾巴草，和我一样，不起眼，没人在意。一个周末，闲来无事，我踱步到阳台上，发现这棵狗尾巴草早已“喧宾夺主”：二三十厘米的高度，在风中摇摆着细长的茎秆，穗儿胖胖的、弯弯的，像是捂着小嘴朝我得意地笑。我看着它，脱口而出：“小胖！”

其实，小胖是我班上的学生，天真烂漫属于他，沉默寡言属于他。胖胖的身子、黑黝黝的皮肤、细缝似的眼睛，能让你在班级里一眼找到他。他是二年级转到班上来的，当时他的爸爸带他来报名，也没说什么，很快就走了。起初，小胖一直没能引起我太多的注意，偶尔在课堂上的眼神交会，他都会快速地避开，用胖乎乎的小手抓起书本，悄悄地把头藏起来。

有一天放晚学，小胖又没有家长来接。我和他站在保安室，拨通了他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十分嘈杂，他父亲说，正在开车来的路上，估计几分钟就能到。这样的情景发生过不止一次，我按照惯例把小胖托付给保安，交代好一些事项后就回家了。我刚回到家，正准备吃饭，就接到潘校长的电话。电话里，潘校长严肃地告诉我：“小胖的爸爸至今没有出现，孩子还在保安室。”我一把抓过钥匙冲出家门，顾不上三岁的儿子在身后急切地叫着：“妈妈，妈妈！”

回到学校，看到小胖背着书包在校门口站着，他低头不说话，学校里空荡荡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五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未碰到过，我懵了。我问他：“小胖，你爸爸呢？他不是说马上就到学校了吗？”就在我忐忑不安时，小胖悄悄地挪动着脚步，朝我靠近了几分。我摸摸他的头，继续拨打他爸爸的电话，占线；联系他的妈妈，关机。

不知不觉，时间走到8点，我的手心冰凉，小胖怯怯地望着我。我轻轻地拉起小胖，和校长一起带着他到附近餐馆吃晚饭。我们无言，小胖无语。晚饭过后，我们带着小胖来到派出所，接待我们的民警很负责，细心地询问孩子相关信息，然后又一次拨打他父亲的电话。

这一次，电话接通了。小胖抓起电话，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爸爸，来接我！”可是，话还没说完，“嘟嘟嘟”的声音就无情地告诉我们，电话被挂断了。我们再打，对方再挂，再打，再挂……派出所大厅里，小胖的哭声断断续续地回荡，一颗颗眼泪顺着圆嘟嘟的脸颊滚下来，刺痛了我的心。我抱着小胖，泪水也忍不住地流。

后来，一位老民警告诉我们，小胖这一家他们很熟悉。小胖的父母在他三岁时离异了，两人为了一套房子互不相让，常年累月地打闹，甚至还发生过流血事件，派出所也多次接到关于他们的报警。“这么多年，他们打归打，但不理孩子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老民警说。

小胖在我怀里抬起头，小声地告诉我：“李老师，我在林场有一个姨妈，你送我去姨妈家吧。”我擦干泪水，牵着小胖，开车来到他的姨妈家，但事情不太如意。姨妈只开了条门缝，不容我说话，一面斥责着小胖的父亲，一面守紧着门。我低声地把事情原委告知她，极力把孩子送到门缝边让姨妈见见这可怜的孩子，然而无济于事，只有无尽的谩骂、嘲讽，无情地拒绝、挖苦……晚上10点，“砰”的一声，姨妈将我们关在门外，我只好领着小胖往回走。路上，小胖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怯怯地说：“李老师，我害怕……”

我把眼泪吞了回来，坚定地告诉他：“小胖不怕，你有我们！”经过领导同意，我把小胖带回学校，买好洗漱用品，把他安排在保安室，由学校的保安轮流照顾他。从那时起，小胖成了我们大家的孩子。只是，他比以前更沉默了。课上，他常常发愣；课间，其他同学都到操场上玩，只有他一个人傻坐在座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