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大姐,方便接电话吗?” “还不行,我和‘活活’她们还在开会,等一会儿我打给你。”姐姐压低声音说。 “开会?好。”听到那边有点吵,我挂了电话。 “活活”?这名字如窗外未出阁的月亮,朦胧的月光洒在桂花树上,半阴半阳,若隐若现,微微的凉,淡淡的香。 “活活”真名黄月,据说是八月十五晚上生的,当时正值月亮升于东山之上,所以起名“黄月”。她比大姐年长几岁,只上过一年学,与姐姐是“铁姐妹”,曾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俗话说“三个女人一条街”,村里的妇女几十号人,开会的时候就像赶圩一样,没有大嗓门是压不住的。黄月的讲话不仅能让大家如雷“灌”耳,还常常让人捧腹大笑。 第一次从乡里开会回来,她“壮”夹“汉”地传达了会议的基本内容,最后慷慨陈词道:“我们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活’。”下面的人面面相觑,一脸茫然。她以为大家听不清楚,又把嗓门开到最大,重复了一遍。 “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吧。”正在衲鞋的谢家新媳妇低声说道,大家反应过来,笑声直冲云天,掀开树梢上的云。 “‘活泼’——‘活活’差不多,差不多。”黄月脸上的羞红像月光下的映山红。 她看了一眼只有符号没有文字的会议笔记本,接着又说:“大家静一静,我还讲一个通知。队长让我们明天赶早点,在打谷场集合,然后一起去种‘毒’。”她的话音刚落,会场又一片寂静。“种‘毒’”? “是种‘豆’吧?”谢家新媳妇很快领悟黄月的“言外之意”,稍稍提高声音说道。 “哈哈……”有人捧着腹,有人擦着泪。能把会议开得如此之乐,也许只有黄月了。 “种豆!种豆!”黄月低头看了一眼本子上自己画的豆子,抬头望了望谢家新媳妇,那眼光比月光还轻。 “活活”这个别名由此诞生。 “活活”的快乐经常“批量生产”。有一次,她上街买松紧带,把“松紧带”说成“卫生带”,售货员不明白她要买什么。最后她连比带划,做拉弓状、围腰状,最后露出里裤的松紧带,售货员才明白,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笑声被挤到了熙熙攘攘的街上。她还把“罗汉果”说成了“罗果”,如果不是售货员多问了一句,知道是她奶奶咳嗽,让她买“罗汉果”,“活活”将酿造一场悲剧。 慢慢地,村里的人几乎只认识“活活”,仅有少数人知道“黄月”。犹如一些人,只知道“红薯”,而不知道“地瓜”,只知道“月亮”,而不知道“嫦娥”,更不知道“婵娟”。 但“活活”记事法,曾流行一时,被广泛运用到英语学习中。当年有九个班的南泗中学,只有一个英语老师,而且还是代课老师。每一个单词,老师只教一次,课文也如此。不会读,怎么记得住?当时缺少录音机、播放机等辅助工具,大家学习“活活”的同音记忆法,在如蚁的英文字母下标上方方正正的中国汉字。比如:jeep——去北,book——扑克……利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英语学习法,从一张一合的樱桃小嘴里吐出的英语单词、句子、课文,个个都“花枝招展”的,像极了身穿花红旗袍脚穿跑鞋跳广场舞的大妈,更像脚趿橡胶拖鞋手摇蒲扇喝着咖啡的乡村妇女。但正是这种不成文的学法,成就了不少人的大学梦。如此想来,“活活”的“快乐法宝”与大观园的刘姥姥似乎有着亲戚关系。 大姐比“活活”幸运,读到高小,是学校出了名的“学霸”。有一次,她胸戴大红花,被锣鼓声簇拥着走进我们家的厅堂。家里站满了人,我钻过人缝,挤到大姐的身边,仰望着比我脑袋还大的红花。它像一个小小的太阳,四射的光芒流泻下来,落到我的身上,落到凹凸不平的厅堂地板上。 但好景不长,生产队分单干了。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父亲和哥哥在外面工作。妈妈一个干不了那么多活,大姐只好选择辍学务农。 那年春寒料峭,老师三番五次到家里劝姐姐返回学校,一次次与妈妈在灶火前长谈。妈妈长长的叹息不知吹灭了多少烟火。 “没事!知识什么时候都可以学,但庄稼过了季节再种就晚了。”姐姐头靠在妈妈肩上,手里拿着木棍撩起灶里没有完全燃烧的柴草。扬起的草灰,发出“噼啪”的声音,闪亮如烟花,在低矮的灶前画了个弧线,最后坠落在地,成了无法复燃的死灰。姐姐越是懂事,妈妈越是心疼。 好久没到我们家的“活活”得知姐姐辍学的消息,晚饭后串到我们家的灶前,拉着姐姐的手,说道:“不怕,以后种完我家的田地,我就去帮你家种。” 一个“学霸”的命运与一个“田地霸”的命运从此捆绑在一起。 春后夏初,大姐床头的稻草垫上长出些许干瘪的发黄的春芽,那些刚冒出的针尖叶芽,虽然没有肥田、沃土上的芽儿那么绿、那么壮,但它们细小的浅浅的绿奇迹般生长在那片枯黄上,就像沙漠中的绿洲,像幽暗里的一束光,那么耀眼。 “活活”与大姐走得更近了,她们用纤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重担,犁田耕地、砍柴挑担、洗衣做饭,女人该做的事,她们做好了,男人该干的活她们也干了。她们就像两头埋头苦干的黄牛,累了歇,歇会儿又接着干。生活的苦埋葬了她们的第一个梦想,她们要在田地里种下另一个梦想。 白天,“活活”与大姐在田地里干农活;晚上,大姐与“活活”坐在草垛上仰望星空,聊着永远说不完的话。乞巧节,她们拿畚箕装了一些米,然后把米铺平,再用红毛线把一只筷子绑在另一双筷子上,成90度垂直,两个人分别架着筷子一头,另一只筷子就像一支神笔,在畚箕里铺开的米上写着字。有时她们还会唱歌,后来村里成立了文艺队,姐姐成了领队,每次演出,“活活”总能站第一排。每场演出必到、坐在树杈上看到演出结束的那个人成了我的大姐夫。听说,是王母娘娘在乞巧节点的鸳鸯谱。 大姐出嫁后,我睡大姐的床,在枕头底下,我看到了没有封面的《红楼梦》与书面泛黄的《江姐》…… “喂,二妹,刚才打电话给我,有什么事吗?”大姐回我电话。 “没什么。只是今晚没有见到你,有点想念。” “哦。这几天我们都在忙着‘美丽乡村’的事,我忘了跟你们说。” “你姐是为了大家舍小家。”旁边的一片笑声淹没了大姐的话。 “就你‘活活’最会说。” 旁边又是“哈哈”的笑声,听不出哪句是大姐的。欢快的笑声流淌成一条河。 “姐夫呢?现在你一个人在家里吗?” “没有。你姐夫也回来了。白天他在纸业公司上班,公司包吃不包住,吃过晚饭后他就回来了。” “纸业公司?” “对呀,就在铁帽山林场附近,现在正在建厂,听说以后还会招很多工人。以后,你姐夫就不用到外地打工了。” “哦,那是好事。” “快点!放音乐,放视频,今晚最后一次排练!”姐姐似乎边接着电话,边指挥着。 …… 最终我没有告诉大姐,今晚我们三个当妹妹的商量着把她接到城里住的事。 窗外的夜,没有黑暗,除了朦胧的月光,还有站得笔挺的灯洒下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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