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过几本有关城市书写的书,个人认为罗海的《城市书:上海生活》在写作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写作无论多么复杂,从根本上说,是属于作者主体认识方法的具体体现。《城市书:上海生活》描述的是作者自己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其曾经较长时间生活过的大都市上海,但此上海非彼上海。书中所描述的上海是改革开放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上海”“旧上海”。于作者而言,书写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站在当下,如何认识评价已经过往的事,甚至是有些遥远的事。更主要的是,这些事并非虚构,而是作者的自身经历,是作者作为主体参与的一种存在。在时间上,不是一晃而过,短暂的一年两年,而是长达数十年。长时间的浸润,生活的历练,许多都沉淀为作者的血脉个性,成为性格的构成部分。面对这样的客观存在,个体的书写如果把握不准,很可能导致情感的恣意和泛滥,或者以当下要求历史,或者加以假设联想。凡此种种,都有可能使非虚构滑向虚构,模糊原本面貌,消解客观事实。认识方法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书写的导向、情感的向度。 认识方法的正确与否制约着书写,而罗海的处理显然是正确的。他的正确在于把历史归还给历史,把客观归位于客观,把环境还原给环境,使笔下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自我呈现。仿佛作者只是一个引领者、一个导游,边前行边说,不因个人爱好而添加,不因个人不喜欢而削减。一切原原本本,原汁原味。这样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稳扎稳打,显然非易。这要求作者能够做到对事物把握精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还要有情感的适度渗入,不能沦为旁观者。无疑,罗海在书写中做到了,不只做到了,而且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把过去放到过去,把人放到人当中。 “我母亲不是个有趣的人,但是一个善良的人。” “王小波写文章说,做人要做有趣的人。好像一个人不有趣是一种罪过。我读到这个刚开始很慌恐,后来也就释怀了。事有万种,人有千样,每个人都可提出他自己的要求,都可做他想做的人,但不能强求别人。”这是作者在《母亲过去的踪迹》写到的。 这不只是对一个人的评价,也是一种个人成长过程的认知。心平气和,并不以个人情感偏移,尽管是自己的母亲,评价的尺度也是从一个人开始,而不是因为是自己的母亲而情感铺天盖地。这种节制、这种客观,以放在人的大尺度上的书写,恰是作者认识方法在文字里的正确体现。因为反映了事物本质的东西,所以那个时代本身的色彩,那个时代本身的物质构成,那个时代人的精神趋向,那个时代的世道人心,也就构成了真正的文学。这样的书写内容,在作者的《床》《客厅》《买书》《去电影院看电影》等篇中都有着具体的展现。 作为书写者,毕竟是生活在当下的。过去的是经历,当下的是现实。时间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这近半个世纪中,国家经历了改革开放,面貌焕然一新,物质极大的丰富,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化。因此,作者的写作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启发:非虚构书写,既要能够入乎其里,又要能够出乎其外,不夸大,不缩小,不隐讳,不藏匿。怎样才能不偏不倚,这里就牵涉到在书写中作者情感的节制。作者站在历史发展、时代发展的高度,既回溯现实,又不为现实所困,适于中而游于外,既是建构,又是解构,既在解构,又在建构,所以在众多的叙事中,作者的文字、作者的情感始终平淡温和,不为事困,不为情困,笔力绵绵,事出而不滥,情至而不溢。 在写作过程中,主体性活动是一个极强的过程,从材料的选择到结构的布局,从构思的切入到文字的落实,从句子的排列到篇章的形成,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其中活跃着。在写作主体和写作客体的双向构建过程中,作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既是事件的经历者,又是事件的目击者,还是事件的叙述者。在事件的具体叙述、人物的具体刻画中,作者是追忆者、是品评者、是书写者,构成了多重的关系和循环往复的过程,出出进进,进进出出,如果作者的主体性认识稍有模糊,都有可能导致情感的泛滥,事件的溢出,使文章的书写改变方向,远离表达的初衷。而罗海在《城市书:上海生活》的书写中,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认识方法上的书写,使得事件保持应有的原汁原味,情感舒缓沉稳,一个时代的物质世界、社会构成、阶层曲线、风尚取向、人生沉浮,无不活灵活现,如在身边,如在眼前。因个体的认识方法自始至终在其中主导着写作的过程,所以没有延伸的枝蔓。这一点尤其值得初入写作途径的作者去体味。 非虚构性的写作,其难在于对实的把握,过犹不及。写作者是否自始至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决定着文章的成败。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写作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是没有把应当写的东西经过明白而周到的思考,就不该动手写。”显然,罗海在写作之前是把应当写的东西“明白而周到的思考”过了,那就是对写作对象的深入认识,用认识统一对象,通过书写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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