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集《阿萨玛的灯》里,侗族作家杨仕芳尝试突破之前的表现形式,将侗族小说的底色融入汉族小说的世界,直面现代人的心酸与痛楚。
《阿萨玛的灯》这部小说有意外却又合理的荒诞叙述,有对人性幽微的孜孜探索,有对个人经历的回望追忆,有对文本形式的创新发现,有对生活自我的幡然顿悟……全书由七个故事构成,扉页印有作者亲笔书写的篇目,笔迹清秀,整齐排成一列,像新书腰封上那句“这是一班从侗寨开往世界的文学列车”,又像一块写着“古老而神秘的侗族文化,由此去”字样的指示牌。 杨仕芳擅长把个人生活经验和感悟打成碎片,无缝对接地糅捏到笔下的人物身上,并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线索人物千变万化,却丝毫没有违和感。深入文本,细节的真实感令读者心里一动。 《阿萨玛的灯》开篇,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叙述荒诞又严丝合缝,叫人摸不着头脑,又找不到破绽,像一个钩子,牵引读者跟着人物的命运起伏,如坐过山车呼啸而去,想要揭开重重迷雾。一个想做好事的人,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因此掉进坑里,他巴巴地等着被撞伤的老人醒来还自己一个清白。无奈老人被撞后昏迷不醒,如果他醒来,所有人都没法逃离人性中的苦难这个黑洞,后面的故事就都要改写。人物命运后来怎么样?最终的谜底,作者用出其不意的形式展示出来,令人拍案叫绝、又惊又喜。 《父亲的渔船》中,作者把人物关系推向一个又一个极端的矛盾后,又漫不经心把人物捞出来。这个极其荒谬的故事,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恰到好处的节奏,让读者欲罢不能,急切地想要探究人物命运的走向。 《如影随行》整个故事都在写逃离,其中交织着孤注一掷的决绝、极端和荒诞的轮回、现实和理想的交战、梦想和梦想破灭后的不甘。情节跳跃、扣人心弦,直至戛然而止的结果,让人下意识回看题目,深感其意味深长。到底是什么如影随形,为什么如影随形?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想法?一群人以悲壮的自杀式姿态,冲撞着看不见的命运的铁笼子,想要逃离,其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爱和痛相互缠绕,在作者笔下一气呵成,使读者不由自主地陷入思考:命运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原来天是这样放亮的》讲述了一个农村女孩逃离乡村来到城市的经历。如果女孩一辈子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而是在山里待到终老,命运也许波澜不惊。很不幸,她看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另一种繁华,又求而不得,之后在生活逼迫之下走投无路,产生恶念。女孩一次又一次被推入绝境,她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呢?似乎都难以简单地评判。幸运的是,即便身处绝境,她也遇见了人性的温暖和光辉。不错,地球自转让东方迎来黎明的曙光,天迟早会亮,只是生活的苦难,让很多人熬不过黎明前的黑夜。人们只能依靠心中构想的一丝亮光努力活下去,拼命挣扎着要活得更好一些。这些文字,是人在无边黑夜里近乎绝望的空谷长啸,是生存空间被压榨到极限的愤怒嘶吼,是面临道义两难选择的自我斗争。 这种扎心的拉扯和撕裂在文本中随处可见,语言张力十足,小说呈现诡异奇丽的风格。杨仕芳坦言:“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好人,也都不是坏人。谁也无法评判这些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只写人性,他认为小说只有通过写人类的普遍经验和共同的人性,才有可能打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加宽广的世界。 在作品《阿萨玛的灯》中,杨仕芳带领读者找寻小说中的真相,却又坦言很多事情确实永远没有真相。中国作协会员、柳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月潮认为,文学是一个作家构建这个世界的手段,呈现人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东西。《阿萨玛的灯》写出了故事的唯一性,而唯一性恰恰是一部作品极其珍贵的特质。 杨仕芳以“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歌”的创作心态勤奋笔耕,笔下的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每一个故事都来自他的侗寨家乡。读者们欣喜地看到他一路走来佳作频出,各种耀眼的荣誉纷至沓来。 久居城市生活工作的他,对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位乡亲,哪怕是笔下不讨喜的反面人物都透着热忱和深爱。起初,杨仕芳觉得写侗乡题材的文字很土,然而经过十数年的写作历练,他发现,该“土”的地方就要“土”,“土”藏着另外一种东西。他说,自己沉浸写作十多年,慢慢领悟到该如何去反思和运用灵魂中的东西,赋予文字以蓬勃的生命力。 杨仕芳的文本里,多处出现长夜里一盏灯的意象。这盏灯,也许是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深爱着的“阿萨”(侗语:祖母),也许是他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写作,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总之,这盏灯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灯光穿透漫漫长夜迷雾,温暖自己,照亮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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