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木薯收获的季节，日前下村工作，农友正在地里收木薯。看到刚挖上来的木薯整齐地排放在地里，禁不住前去拍了几张照，看见红红的木薯杆子，又情不自禁地拿起并削去叶子挂在食指上，如顽童般旋转挥舞着。农友问我是否吃过木薯，喜欢吃就带走几根，还反复交代要煮熟泡水12个钟头后才能吃。我不但吃过木薯，还种过木薯、收过木薯、刮过木薯。

记忆的闸门一下被打开，思绪回到那个“厌过刮木薯”的年代。

我生长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母为了养活一大家子，除了在所有地块种上玉米、花生，还要套种黄豆和木薯。每到开春的时候，周末我总要跟着父母到地里种玉米，父亲早早就吆喝着大水牛将玉米行开得又长又直，母亲负责落种子，小孩则撒肥料或培土。

家乡的黄土地经过犁耙后比较疏松，培土需要打赤脚，用脚板扒泥土把肥料种子盖好即可。我家的地块都是1亩多，脚板反反复复扒土，一天下来累得够呛。好不容易等到一大块地种完，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以为可以回家了，母亲却把藏在地头的木薯种茎挖了出来，招呼我们去砍，说还要套种木薯。

种木薯非常简单，用刀把木薯种茎截成约30厘米长，一半插在地里，一半露出地面。可是，每一块地都要种两种作物，总觉得多了一份累。记得当时我问过母亲：“为什么要种那么多木薯？”母亲满脸期待地说：“木薯人可以吃，还可以拿去卖钱，也可以喂猪喂鸡。”看着母亲不辞辛劳的样子，我心里就是有一百个不情愿，也只能跟在她后面“磨洋工”。

种木薯是累活，但相比收木薯，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立冬过后，地里的各种作物基本收割完毕，我以为母亲总该可以休息几天，可她却说要去收木薯，再不抓紧时间收，木薯挨霜打了就做不成种子了。

第二天放晚学回到家，院子里牛车上的木薯堆得比大人还高。刮木薯皮是小孩子们的任务，母亲砍回竹技，削成许多薄片，吃过晚饭，我们就要加班刮木薯了。家乡黄泥土种出的木薯都很大个，粗糙又笨重，刮了上节后，再去抓起刮下节，滑溜溜的。小孩子顽劣，刮一会便不耐烦，不是嚷嚷着口渴了要去喝水，就是要去厕所解决“人生大事”。为了激发大家的积极性，母亲有时会设定任务作为激励，比如谁先刮满两簸箕就可以先去睡觉。通常，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大个的木薯和小些的簸箕很快就被抢走了。

到了周末，母亲挖回来的木薯堆成了一座小山，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从早到晚刮木薯皮。那段时间，就算趁大人不在溜出去，也找不到玩伴，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刮木薯，大人小孩都有任务。刮一整天下来，两个胳膊酸麻难忍，握竹片的手指还可能磨出血泡，刮木薯成了大家最厌烦却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因此，“厌过刮木薯”成了村人的一句口头禅，也常用来形容讨厌的事物或行为。

刮木薯的时候，母亲会一再叮嘱我们：“生木薯有毒，生吃会死人，抓过木薯的手一定要先洗干净才能去拿东西吃。”听母亲说，某村有个女人因为琐事和妯娌吵架，回家喝了木薯水就死了。母亲的话让我们深感恐惧，也永远记住了木薯是有毒的。长大后，我才知道它含一种名为“亚麻仁苦苷”的物质，在胃酸作用下会产生一种神经毒剂——氢氰酸，生吃150克就能致人中毒死亡，必须经过充分烹煮反复浸泡才能去除毒质。

木薯刮皮晒干后，还要挑去河边，装进几个大竹筐里，放到河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待木薯变软变粘，有毒物质被彻底泡走后，即可捞回切片晒干，个小点的直接放锅里煮熟即食。晒干后的木薯片，父亲会拿部分去卖，余下来的则用袋子装好，拉谷子去碾的时候带上一两袋，打碎成粉回来和水后煎成圆饼就着粥吃。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把木薯粉用水和好后，捏成一个个约莫拳头大的水圆粑粑，放到准备开锅的玉米粥里一起煮。每天早上吃粥的时候，母亲都会跟我们说：“今天的木薯水圆特别好吃。”但到了晚上煮饭的时候，锅里剩下的也只有木薯水圆，母亲只能把它捏成小块拿去喂猪。

木薯不难吃，只是吃多了就腻味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木薯充作大米，让大家抵挡住了饥饿。如今，人们偶尔煮来吃，也是为了调节口味，消解体内过多的油腻。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村民小面积种的木薯，收获后直接拉去木薯粉厂，经过精细加工制成淀粉的原料。如此一来，“厌过刮木薯”就成为了一种时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