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夏的某日清晨，李扬军边跑边喊：“老蓝，还做梦吃叉烧粉，不参加作文竞赛啦？”我脑子嗡的一下，不说是周日？李扬军气急败坏：“我的小祖宗，校长他们都往镇上去了。”

我跳出窗外，跃上自行车后座两人风驰电掣到了街上。榕树下，全街唯一的粉摊，五只残留叉烧肉香的碗还未收拾，想来是校长他们刚刚坐这吃粉。旁边坐着两个大人，其中一个横眉倒竖喝斥李扬军：“小兔崽子，给我下来。”自行车在农村很显贵，轻易不给小孩子糟蹋。李扬军回他“我懒得理你”。那人说：“把车子留下，我去你大舅家领猪仔，养大卖钱养你这只小兔崽子。”李扬军大急，连说要送老蓝去古蓬镇参加作文竞赛。那人仍不由分说，一双大手把我们抹下车：“滚去找你二舅。”

另外一个垂眉的人说：“你用哪一朝黄历，他二舅带自行车去宾阳快半月了，哪还有车。”他心疼地瞅向我，“我倒有架‘嫁妆车’，你们骑上吧。”“垂眉”老婆曾嫌他家穷，说他家啥都没有，全靠自己带过来的自行车、缝纫机充门面。李扬军摇摇“嫁妆车”问：“能行吗？”“‘垂眉’昨天还骑到镇上，你试试吧。”卖粉的二拐说。我与李扬军蹦上“嫁妆车”，却发现脚踏没了硌脚，车把也不好，只好将就着骑。缺一只脚的二拐在后面喊：“老蓝，考出个样子来，为乡下人争光。”李扬军回了句：“知道啦，留两碗叉烧粉等我们。”

“嫁妆车”太大了，李扬军却驾轻就熟，一米四五的身躯在“嫁妆车”横杠下穿梭。上坡路我们合力推车，下坡时则松开手刹，呼呼热风吹过耳旁。

到了一处急坡，李扬军仓促惊呼：“快下车，链条卡了。”我也叫起来：“你快刹车！”

被刹住的后轮陷入泥田，前轮举在半空。李扬军坐在泥地上，我被压在下面，陷入水中，黄黑色的泥浆灌进衣裳。李扬军打了四个喷嚏，我打了五个喷嚏，这才缓过神来。李扬军解释说车把转不动了。我们用力抽出脚，鞋没了，摸索一阵，各只找到一只。自行车还陷在泥中，李扬军使劲摇晃车把，我在下边推。柳树下有位大爷打趣道：“看，两个小兔崽子用自行车耙田。”

我们把车拖到路边，李扬军摆弄一阵说：“怪了，以往向后转动脚踏半圈就顺了，今天越转越不对。”一旁观察我们许久的大哥说：“你们要先往后再往前再往后，都是半圈，就接上了。”李扬军和我力气不够，大哥龇牙咧嘴倒腾几下，说：“好啦！”他皱皱眉头，“这车比我还老。”李扬军指指后面说，后轮没气了。大哥问我们去镇上干嘛，李扬军说考试，大哥叹了口气：“哎呀，我没有车帮你们。”李扬军泪团在眼内打转。我看看前方望望后方，对他说：“离镇上不远了，你先回去吧。”李扬军担心我的衣服浸湿了，我拍拍胸脯说：“大丈夫不拘小节，我脱光躲树背后，你们洗净拧干了我再穿上。”大哥与李扬军替我洗去衣上的浮泥，又龇牙咧嘴地拧干。李扬军说：“我们的鞋一样大，我那只你穿上。”太阳像火一样炙烤大地。李扬军搓掉双手干泥后不停地拭泪，“我只能帮到这了，你一定要考上。”

我甩起左手，跟随白云的脚步，一路过了一处独山脚、一片椿树林、一方绿水塘、一座石栏桥，穿过长长的街道，过了烧鸭摊、面粉摊、叉烧粉摊。前方有座刻着五角星的牌坊，再往里就是过去的乱坟岗，现今的镇中心小学。几只知了在榕树上“依依呀呀”歌唱，几位老师在树底“切切察察”闲聊。校长黑下脸：“怎么这时候才来，一身泥臭，你落坑里啦？”旁人忙劝说到了就好。一人把我引至一幢砖瓦房的二楼。校长在背后说：“别看他长得不像样，他读过四大名著，写得一手标准小楷。”考场内，一位用粗框眼镜盖住白眉毛的姓戴的老师温和地说：“前面的人都来早了，时间还长，好好考试。”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清晰入耳，像淋过蜂蜜水的叉烧粉一样美好。

考场上，三十来号人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一篇篇作文在淡黄的纸上绵延。戴老师为我送来了额外的草稿纸、橡皮擦、墨水。他默默退到我身后，惊奇地观看我整洁的卷面与标致的正楷，走开后嘴里喃喃“真有意思”。

我经历了历史上最百无聊赖的暑假。我开始喜欢做梦，时而梦见我中了大奖，时而梦见我在考场上忘记署名，时而梦见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单车驼着我与李扬军，飞上湛蓝的天空。允许人类做梦或许是上苍最大的仁慈吧。

有时，我跟随爸爸到镇上赶集，两毛钱的汤圆或红糖水为平淡的暑假增添了惊喜。上街买青菜萝卜面条的戴老师偶尔出现在牌坊下，他总是对我们报以神秘而慈祥的微笑。我也曾经想，如果他是我的老师就好了。

那年的金秋终于来临，野外的玉米已经长得像手肘一样粗壮。新学期开启不到一周，学校传来了炮鸣的声音——我的作文荣获中南五省中小学作文竞赛特别奖。

我需要到县里领奖。校长命令我必须换上李扬军的白球鞋与白衬衫，尽管我因此变得更黑更瘦。因为县里准备在大礼堂召开全县教育工作大会，我将在会上接受副县长的颁奖。“必须穿着像样。”校长说。

副县长向我伸出宽大温厚的手，包住我瘦弱的左手，递上珍贵奖品——一杆双羊牌毛笔、一杆英雄牌钢笔、一杆三星牌铅笔，还有鲁迅的《故事新编》。他说：“是我特意买给你的，希望你成为一名作家！”

那是我人生中首次抵达县城。当时，忻城县的气派令我怀疑到了首府。1985年是国际和平年，联合国呼吁世界各国与联合国一起共同努力，捍卫和平、保障人类未来。进入宽敞整洁的芝州，耳边播放着由郭峰、崔健、王虹、韦唯、李玲玉、付笛声等百位歌星联袂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和平年纪念邮票被放大数十倍贴到邮政局门口进行宣传。领奖后的我尾随校长从县大礼堂到县招待所用餐，再从县招待所到县汽车站。我好奇地瞅着县城的楼房与楼房上的爬山虎，掰开手指头数了数，距离我到县城读高中还有六年时间。

每日往返一趟的客车载着我与校长返回镇上。凤凰牌自行车队领着我从镇上返回村里，班主任春风满面骑在最前头。路人纷纷聚来一睹我们的风采，他们用本地壮话说“真像样”“真像样”。

我被簇拥到二拐的粉摊前。二拐请路人帮忙，摆出十几碗叉烧粉，要请大家吃粉。二拐赚钱不容易，大家纷纷谦让，最后是我与班主任等几位一起坐下来。大家又推让：“大学生先吃。”吃完粉，我双眼含着泪，小声说：“我想给我奶奶带一碗，她快二十年没吃叉烧粉了。”二拐爽朗应下：“多带两碗吧，还有你爸你妈不是。”我爸三五步赶到街上，手里拎着叉烧粉乐呵呵的。那一夜星光灿烂，镇上与街上有不少好事者放了半晚上的鞭炮。

奶奶说二拐的粉真好吃，妈妈说还有蜂蜜的甜味，爸爸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香的粉。三人舔干汤水，将二拐的海碗反复清洗干净。他们说不要小看缺少右腿的二拐，他头脑可聪明，会做生意的人都聪明。

后来，我考了所985大学，有了份稳定工作。每次想起一九八六年的那场考试，我仍不由得感慨万分。街上的叉烧粉店仍在，但二拐已经老了，进进出出的是一位“90后”女子。

世界真的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