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话中的“那”，是水田的意思。

我还在襁褓中，母亲就背着我进“那”里劳作。母亲说，那时候的我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泪水、口水打湿了她的衣背。对她而言，孩子不是累赘，而是动力，只有在“那”里辛勤劳作，孩子才不捱饥受饿。虽然背着孩子，但是她挣的工分并不比别人少。单干后的头几年，父亲在外地工作，孩子们尚小，全家的责任田只能由母亲起早贪黑打理。她说，“那”有灵性，你勤快它就繁华，你懒惰它就荒芜。在她的精心护理下，两亩多的“那”里寻不到哪怕是一棵稗草的生存空间。

农村的孩子自小就要为家里分担，“那”里出现小孩子的身影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暑假刚好撞上稻谷收割的时节，因为身单力薄，我被分派晒稻谷的任务。晒稻谷看似比收割稻谷轻松，可从农忙开始干到农忙结束，人也是要脱一层皮的。尤其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就算有三头六臂，也免不了满禾坪的稻谷遭雨淋。等大人从“那”里赶回来，禾坪上已经是一片狼藉，甚至有一小部分稻谷被雨水冲到禾坪外。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曾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永远远离“那”了。岂料，2018年成为驻村工作队员，我又开始和“那”面对面了，做着大量与“那”有关的工作，呼吸的空气里充满久违而熟悉的“那”气息。周末回到家，母亲很喜欢问我村里的事，经常嘱咐：“‘耕那人’不容易，对他们态度要好一点。”

母亲的娘家人是住在黔江边的客家人，也有自己一亩三分的“那”。当然，客家人不把水田称为“那”。母亲还是姑娘家的时候，就听说国家将在黔江下游建设大型水电站，村里的一部分“那”将会被淹没。那时候她就担心，没有了赖以生存的“那”，村民怎么活？出嫁后还在为这事夜不能寐。多年过去，水电站始终没有动工，她以为舅舅家的“那”可以保住了，日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水电站建设提上日程，母亲的心又悬了起来。我向她解释，国家不会对淹没区的群众置之不理，他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如果符合搬迁条件还可以移民到县城居住。

母亲问：“到城里靠什么吃饭？”我笑着说：“我现在不耕‘那’了，不是一样有饭吃吗？”她说：“你是大学毕业进单位，你表弟他们文化低，没了‘那’，打工能保证一辈子吃饱饭吗？”

我向母亲分析村里的现状。现在村里很少见到年轻人，他们都到城里读书、打工，“那”已经拴不住他们渴望远方的脚步，因为“那”产生的收益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他们到城里不是为了逃避劳动，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春种秋收，远比守着“那”的日子多彩斑斓。可母亲心里还是不踏实，嘴里嘟哝：“吃饭是一辈子的事，没‘那’了怎么行？”

舅舅全家搬迁到县城的移民新村后，我驱车带母亲过去。移民新村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生活小区，设施之齐全和环境之优雅比我们小区有过之而无不及。母亲并不关心新村的面貌，直接问表弟怎么解决吃饭问题？表弟笑着说：“进厂，先是政府推荐岗位，之后再跳槽到待遇更高的厂。有手有脚的，这个年头谁还在为吃饭犯愁啊。”母亲说：“那可不一定，懒人就得挨饿，刚单干时候，全村个个吃干粮，懒人只能喝稀的。”

母亲离开“那”已经好多年了。我参加工作后，把她接到城里生活，可她心里还系着“那”。要是长时间干旱或长时间下雨，她就会愁容满面，自言自语：“‘那’的收成不行了。”

母亲一生虔诚于“那”，“那”赐予她的却是一生都卸不掉的苦累和牵挂。她没有怨言，反而感恩“那”的赐予。她留给孩子们一句箴言：“人只有病死，没有累死。”

母亲逝世后，坟冢就立在“那”边，“那”依然在给她演绎着精彩的春华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