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在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曾先后五次深入金秀大瑶山,通过近距离观察民族发展,提出四个环环相扣的重要观点和相关理论,为促进我国民族工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以民族团结进步发展为主题,从政治视角提出,民族平等是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前提;从经济视角提出,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从文化视角提出,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底蕴支撑;从交流交往交融视角提出,团结协作能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 1935年夏天,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接受导师史禄国的建议,在去英国留学之前,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他受广西省政府的邀请研究“特种民族”。在新婚第4天,费孝通携妻子王同惠前往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当他们完成花蓝瑶、坳瑶的调查后,在转运的路上,遭遇不幸,妻死夫伤,王同惠在婚后108天溺水身亡,流芳大瑶山。这次不幸遭遇,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认识中国社会改造社会。费孝通也因此与大瑶山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此后,他还分别于1978年、1981年、1982年、1988年先后五次深入金秀大瑶山开展调查研究。 通过对大瑶山的初次调研,费孝通肯定一个文化组织要考虑文化的整体联系和功能,“要注意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具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同理,开展党的民族工作也是一样。要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就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利用系统思维和全局思维,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入手,一个都不能落下,一个都不能落后,否则就会产生木桶效应,民族工作的整体成效将受限于最薄弱的环节。费孝通在随后四次对大瑶山的近距离观察中,提出了四个方面“环环相扣”的重要理论观点,为我国民族工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发现金秀大瑶山是观察我国民族工作的好窗口 金秀大瑶山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解放前,居住在山里的各瑶族支系之间,以及山内瑶族与山外汉族、壮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推翻了压在瑶族同胞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沿用古老瑶族石牌律的优秀传统实行社会治理,让每一个瑶族同胞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与民族平等,成立了自治县,帮助瑶族同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快速发展,与全国其他地方共同迈进小康社会,一起推进现代化建设。金秀大瑶山是我国民族工作发展的缩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此外,金秀大瑶山还是费孝通民族调查的起点,是他“学术生命的开始”,也是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形成雏形的地方。因此,可以通过对金秀的发展历程进行总结,为今天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启示。 1.金秀大瑶山的民族融合发展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缩影 金秀大瑶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缩影,为我国多民族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范例。特别是金秀大瑶山中“瑶族”的孕育形成历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可资观察的民族分合历程的微缩活样本。金秀大瑶山是多民族地区,大瑶山内是瑶族的聚居区,大瑶山脚世居着汉、壮两个民族。山内瑶族由五个文化相异、风俗习惯迥异、语言各不相同、具备不同团体意识,且实行内婚制的不同族团构成。“茶山瑶明代初年从湖南、广东进入大瑶山,是最早进山的瑶人,自称‘拉珈’,操‘拉珈’语,语言接近侗语和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尔后是花蓝瑶,自称‘耐’,因妇女服饰色彩斑斓,故而得名‘花蓝瑶’,操‘炯耐’语,接近苗语,明景泰年间参加广西大藤峡起义失败后由贵州迁徙进山;坳瑶自称‘标门’,有自己的‘坳标’话,属瑶语支,传说从贵州搬迁过来。进山早,占有山林田地,最晚进山的是盘瑶和山子瑶。盘瑶自称‘勉’,有自己的‘勉’话,属‘勉—金方言优勉土语’,传说先民从湖南、广东、广西交界一带迁徙来的;山子瑶自称‘门’,有自己的山子瑶话,属‘勉—金方言金门土语’,从广东韶关府经桂平移民来的。” 茶山瑶、花蓝瑶和坳瑶三个族团进山早,占有山林田地,属地主阶级,又因男子有留长发的习惯,又称“长毛瑶”;盘瑶和山子瑶进山晚没有土地,租种山地,成为向“长毛瑶”缴租缴息的“山丁”,是刀耕火种的“过山瑶”。经过费孝通调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前,为了反抗山外大汉族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统治者敲骨吸髓的苛捐杂税,五个族团暂时搁置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打破族际壁垒,放下戒备,联合组成一个对外人都自称为“瑶人”的新“瑶族”大族团。在这里,这群“不同语言、不同来源的人,大家认为自己是瑶族,而且组织成了一个共同体,互相合作,有了共同意识,可是它里面还容许不同的个性存在。”费孝通进一步提出,通过金秀瑶族形成的过程,可以“从这个实例里看出一些规律来,不仅适用于金秀的瑶族,也可能适用于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山主与佃农”的阶级划分成为历史,大瑶山瑶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不再存在;山内瑶族与山外汉族、壮族打破以往“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交往桎梏,打开了族际婚姻的大门,各民族团结友爱,从孤立走向合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繁荣发展。因此,金秀大瑶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缩影,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好观察点和实践点。 2.金秀大瑶山的民族团结实践为党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供了金秀经验 石牌文化是金秀瑶族的典型代表文化,是“民族团结和谐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它是大瑶山各支系共同认可的以瑶族习惯法为基础的社会规范,用以维持他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正常开展。它的核心是石牌制(又称为石牌律,或简称石牌),是大瑶山瑶族独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执行石牌律的人称为“石牌头人”。从明代开始到1940年以前,在大瑶山“瑶归瑶,朝归朝”,不纳入朝廷政府管理的600多年中,石牌文化发挥了社会稳定器和民族团结稳定的作用,为大瑶山的生生不息发挥了巨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指导下,大瑶山所有民族代表一致同意,沿用了石牌制的外在表现形式,将法律融入当地瑶民所熟悉的石牌制,“围绕特权这一焦点,以加强民族团结和发展生产为出发点,就放弃特权、自由开荒和改善租佃关系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杀鸡盟誓,共同订立了《大瑶山团结公约》,废除了长毛瑶对山林土地的特权,化解了瑶族各支系的内部隔阂,和平解决了瑶族内部矛盾。这为1952年成立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奠定了坚实的民族团结基础,推动了我国民族自治的发展。时至今日,石牌文化仍然在大瑶山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瑶族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与石牌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秀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民族团结为立县之本。70多年来,金秀瑶族自治县多次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在2023年1月还荣获“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称号。金秀大瑶山的民族团结,既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实现了瑶族内部五个不同支系的团结,“金秀经验”在我国民族团结实践中具有典型意义。 3.金秀大瑶山的认同合作格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建构的样本资源 今天,大家普遍认可在几千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基础与结构前提”。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一重要理论的雏形就来源于费孝通1935年在大瑶山的调查。他在1996年发表的《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他在接触实际中酝酿而形成的,“我这篇‘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通过对大瑶山“瑶族”的形成以及各支系关系的考察,他发现,大瑶山瑶族不仅存在清晰的民族认同层次,五个不同语言的瑶族集团“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同时,“金秀大瑶山各民族、各支系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交往中,通过接触、混杂、联络和融合,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各民族间既独立,又团结。此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调查研究,他发现,中华民族也一样,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56个民族是多元,是基层;中华民族是一体,是高层。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形成一个包含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这就是费孝通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内涵。它为我们认识中国各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也为民族研究构筑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同时,它还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为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国家观奠定了理论基础。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得到了多方的认可与发展。几十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仅成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范式,也为中国共产党所吸纳并发展成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话语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此外,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这再次从侧面肯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指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实践方向,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工作的理论支撑。 二、党的民族政策是保障民族平等和团结发展的根本前提 这是费孝通在阔别43年之后第二次到金秀大瑶山调查时,面对“换了人间”的大瑶山所做出的深刻总结。1978年3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费孝通作为特邀嘉宾来桂参加庆典活动后,再次来到金秀大瑶山。40多年过去,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政策帮助大瑶山旧貌换新颜,从以前的吃不饱、穿不暖进入了电器化时代。大瑶山里也有了电厂、电灯、电影、电视,巨大的变化让费孝通在慨叹瑶山今非昔比的同时,深刻总结了瑶山发生巨变的内在深层次原因。 1.民族平等是各民族团结发展的前提 重返大瑶山让费孝通发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是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也是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经验。瑶山巨变首先得益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带来的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压在大瑶山瑶族人民头上的大山,并成立了金秀瑶族自治县。从此以后,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其次,金秀瑶族自治县最初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还得益于“先进民族干部的支援和中央对民族自治县的各项补贴和实物配给”。金秀第一个中心发电厂,机器是福建省造的,经费是中央拨的,设计是由自治区派人来完成的,瑶族的技术人员也是在南宁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在这里,费孝通发现,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初级发展离不开发展先进的民族对后进的民族在物质上和智力上的支持。这个观点,费孝通在第三次金秀大瑶山调查时又再次强调过。金秀大瑶山的民族互助过程生动诠释了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这也是我国解决各民族政治权力平等和分配共享经济利益的独特经验。 2.民族平等是培育民族人才和干部的前提 民族平等、各民族当家作主还体现在对民族干部的使用和民族人才培育上。这既是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也是少数民族改变贫困落后的关键途径。1952年金秀瑶族自治县初成立时,由于瑶族人才有限,“领导干部中只有1人是瑶族”。通过落实民族平等,实施加强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和民族人才培养政策后,1978年费孝通来调研时,“9个领导人中有瑶族6人、壮族1人、汉族2人”。自治县真正做到了在党的领导下,让懂得自治县县情的本民族干部当家作主,治理大瑶山事务,促进大瑶山快速发展。直到今天,金秀民族干部所占比例仍然是符合党的政策要求的。其次,金秀的教育事业发展生动地诠释了民族平等在金秀的落实。“1951年金秀在校生约一千人,1984年超过2万人,适龄入学率95%以上。2022年金秀荣获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教育的发展为金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力量。 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 居住在大瑶山的瑶民和其他大部分交通不便的山区少数民族一样,在解放前经历过封建统治者、大汉族主义的严重压迫与剥削,因而封闭、自守、落后成了他们的代名词。受历史原因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经济发展依然非常落后。费孝通提出,要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必须因地制宜,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1.民族区域划分要服务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1981年,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受邀参加完庆典后,费孝通第三次来到金秀大瑶山,特意到金秀了解自治县成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深入探索民族地区的发展。这次调研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民族地区“真正能达到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还必须有事实上平等的基础”,区域划分不能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市场交换。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尊重瑶族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上平等,在界定自治县行政区域时“依山划县”,以山为界。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依山划县”成为画地为牢,山上山下不联通,山内没有集市,只能拿木材和林副产品到山外换日用品和粮食,山内没有商业税收,财政入不敷出,金秀成了年年要靠上级津贴过日子的“三靠县”。这严重影响了大瑶山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关系。因此,费孝通向中央提出重新调整大瑶山瑶族自治县的县域。据此,1984年,国务院根据费孝通的建议,将大瑶山山脚下原属于象州县和鹿寨县的桐木镇和头排镇划归金秀县。从此,金秀大瑶山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被激活,解决了山区用粮、平原用木、工业用地的问题。划进来的桐木镇和头排镇,每年可为金秀县增加近一倍的财政收入,为金秀这个“山区贫困县”注入了经济活力,带动了经济发展,金秀的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2.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 发展经济、夯实物质基础是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的关键。大瑶山山多田少,是广西最大的天然林,也是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林。费孝通在调查中发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大瑶山‘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不仅没有解决瑶山群众吃饭和贫穷的问题,相反,由于砍树造田,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农林两相破坏。这根本不符合瑶山实际。”为破解这个发展难题,在第二次到金秀大瑶山调研时,费孝通就提出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和利用“大瑶山森林植被和水利优势,走‘木材+水电’经济发展模式,来解除瑶山人民的贫困状态”。因此,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经济是筑牢大瑶山民族平等的物质根基。 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遵循科学规律 1982年8月,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费孝通应邀第四次来到金秀大瑶山调研。这次调研中,他发现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指引。一是要遵循自然规律。事实证明,在地无三尺平的大瑶山山区搞“以粮为纲”不仅行不通,还破坏生态环境,极其不符合自然规律。只有在这个宜林地区全力发展林、副业,以粮养林,走“林粮相济”的路子,大力种植传统的经济作物八角和植树造林栽种杉木,才能逐步恢复金秀林业和大瑶山的生态环境,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正是在费孝通的指引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金秀森林覆盖率从1987年的52.62%上升到2021年的87.91%,金秀又恢复了绿水青山,成为绿色生态康养胜地。 二是要科学生产。在这次调研中,费孝通还发现经济作物的生产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只有科学与生产相结合,才可能实现“科学能保产,保产能致富”。金秀灵香草是一种价值非常高的植物土特产,容易栽植,价格也很好,但容易生病枯萎,老百姓不敢多种。原因是遭受病虫害时,容易传染,一株生病,整片遭殃,颗粒无收,老百姓对此束手无策。“过去每年因病害要减产30%~40%。‘不瘟则白银进门,一瘟则两手空空’。”所以瑶族人民不敢冒险将全年的经济收入都寄托在种植灵香草上。直到自治区农学院的何有乾老师反复观察和试验,找到了防治灵香草“斑枯病”的药剂,这种病害会让灵香草像“点蜡烛”般枯萎,病虫害问题得以解决,种植面积才得以扩大。费孝通赞扬道:“他吹灭了灵香草的‘点蜡烛’,却点燃了一支科学热的蜡烛……致富热引起了科学热,科学和生产一结合,它就成了人民的宝贝。” 四、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底蕴支撑 上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在总结他一生的实践与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富裕了以后会怎样?”在上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在苏南调研时看到家家户户电器齐全、不愁吃穿,就提出了“富裕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他在第四次到瑶山调研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他发现,民族地区要发展,除了要遵循科学规律、科技兴农之外,还要同步发展民族文化,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大瑶山的灵香草价格可观,一皮包灵香草就能值几十块钱。茶山瑶妇女会种灵香草,她们头上的银饰就是用灵香草换来的。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商行就以10多元一斤收购。1982年,费孝通在金秀街上的土特产商店参观时,看到2两重的一袋灵香草要价2元人民币。当时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有十几元。因为灵香草带来的收入多,致使有些人动了歪心思,见财起意,偷盗灵香草。由于大瑶山深山密林,靠公安人员搜查处罚是非常困难的,灵香草一旦被盗就很难找回。这时,瑶族群众重拾传统的石牌制,将其优秀的内容融入社会治安治理,继续使用原来的石牌形式,订立“乡规民约”,严禁盗窃灵香草。当时以培育灵香草而致富的香拉大队,全大队的群众开了大会,使用石牌形式,定下了“乡规民约”,共有20条,其中最重要的是严禁“五大犯”,盗窃灵香草是其中之一。公约制定实行后效果很明显,偷盗现象减少了。费孝通了解后,高度赞扬他们,表示这是一件值得推广的好事,并因此事受到启发,强调“物质文明的发展必须与精神文明相配合”。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在新时代,金秀借鉴“枫桥经验”,摸索出将石牌律与现代法治相结合的治理新模式。2017年至2020年,金秀连续4年被评为广西“平安先进县”“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金秀的石牌文化为金秀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力量。 五、团结协作能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 费孝通在第三次到大瑶山调研时,针对金秀瑶族自治县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提出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金秀瑶族自治县以山为界,从物理上将金秀隔成了与山外相对封闭的山里空间。这不仅阻碍了物质的流通,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民族隔阂,又重回了山内山外“鸡犬不相闻”的状态,这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相违背的。这种阻隔,不仅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更阻隔了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费孝通认为,真正的民族平等,还应该体现在少数民族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不仅要解开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封锁政策,还要解开少数民族的封闭心理,让他们在开放交流中向先进学习,弥补自身的短板与不足。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键。”随后,在1988年12月,78岁高龄的费孝通应邀第五次来到金秀大瑶山,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到访金秀。这次访问中,他继续关注如何帮助瑶族更好地发展。他探访了南岭所有的瑶族地区,包括广西的金秀、龙胜、恭城,湖南的江永、江华,广东的连南。通过考察,他在原有思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通过跨区域团结协作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 1.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可以经济互助共同脱贫致富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仅要向内实事求是,还要与外界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向外学习新的生产技术,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才能促进发展。这是费孝通在湖南江华考察时得出的思考成果。费孝通一行人在湖南江华考察时,刚好碰上当地一户瑶家女儿要嫁到广西瑶区,正在热热闹闹地准备宴席。这个村子原本很穷,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但他们学会了栽培夏橙,通过卖柑橘,人均年收入超过1000元。费孝通由此想到,如果新媳妇把培植夏橙的技术带到广西去,那广西的瑶族不也能富起来吗?不同地域的瑶族是不是可以通过交流,走上发展的道路呢?在江华的考察让费孝通意识到,民族地区发展不能只靠国家政策帮扶支撑,还要增强民族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这样才能让民族地区真正发展起来。而不同地域的瑶族同胞正好可以通过互通有无,由先进带动后进,将先进生产技术在民族地区推广,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 2.不同地域民族地区可以相互学习先进经验完善各项政策 相同的政策制度由于理解的偏差,最终落实效果也会不同。费孝通调研后提出,提高实施效能的方法,就是在相同环境的区域,就像瑶区,可以共同研究相同行业中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互相参考借鉴,共同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改革建议,完善各项政策,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湖南江永和江华瑶区的林木管理给费孝通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他在考察时发现,同样是管理林木,由于方式不一样,两地瑶民的生活水平截然不同。江华把林地包给当地的瑶族,不但森林管得好,瑶胞的生活也有改善,甚至有些富户在当时赶上苏南的一般农民收入。而江永的情况不如江华。江永的森林划归国营林场,林场职工从外地招进来,山上瑶胞全部搬到山外。瑶民山上回不去,山下好地分不到,生活贫苦。同时,“两地干部都反映对林农征税太多,光种类就有十几种。木材在市场上卖出得到的钱,林农拿到手的不到1/3。”针对两地林木管理差距和林农实际收入的差距,两相对照,差距可见一斑。费孝通就此提出要根据发展实情及时提出改革建议,完善各项政策,从而更好地服务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3.不同地域民族地区可以跨区域协作共同繁荣发展 对于以生产初级农林产品为主,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撑的后发展民族地区来说,单打独斗、小规模生产是很难发展产业和应对市场风险的。要增强市场竞争力,民族地区必须要集水成河,抱团发展,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形成规模经济,产生规模效应,才能快速摆脱贫穷。鉴于此,在考察完整个南岭山脉的瑶族之后,费孝通高屋建瓴,站在促进“南岭走廊”发展的高度,建议“以南岭山区的六个县为基础进行跨地区协作,成立‘南岭瑶族经济协作区’的战略构想。”提出这个构想是因为南岭瑶族地区具备很好的协作基础:一是沟通便利。散居在南岭山脉里不同地区的瑶族,人文背景相似,地理环境相近,没有交流隔阂。二是经济基础相类似。南岭瑶族都是以林为主的山地经济。三是有相同的发展愿望。瑶族地区都迫切希望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基于此,费孝通提出,在这片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南岭山脉瑶族地区,各瑶族间可以通过发展优势产业,进行跨区域协作,成立南岭山区瑶族的经济协作区,共同协作发展。 费孝通五上金秀大瑶山的调查研究是一座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矿。他围绕促进金秀大瑶山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金秀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唱响了金秀瑶族自治县民族团结进步“协作曲”。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民族地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时代民族地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遵循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前提下,要善于向历史学习,从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中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继续沿着前人的足迹,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向前发展。 (作者系来宾市社会主义学院综合学科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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